抗联老战士周淑玲。 （照片由李勇提供）
提示
采访周淑玲可谓一波三折。由于春节之后的一次肺内感染，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家一直住在医院里。周淑玲的小儿子李勇考虑再三，在采访的前一天决定由自己来讲述父母的革命故事。
不一样的“九一八”
李勇的母亲周淑玲，老家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三道河子，“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周淑玲只有11岁。幼小的她亲眼看见日寇残害村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就在那时，周淑玲的心里种下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种子。之后，周家祖孙三代都参加了抗联，家里成了抗联队伍的地下联络点，在抗击日伪军的战斗中，先后牺牲了7位亲人。李勇说，母亲每次说起“九一八”事变后家乡遭受的苦难，眼神中满是痛苦。
李勇的父亲叫李铭顺。在李勇心中，父亲是战争年代能冲锋陷阵、和平年代能默默耕耘的大英雄。“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铭顺在东北军吉林军区二十六旅六七五团五营二连当兵。他所在的团驻防在牡丹江南的铁岭河一带。李铭顺在回忆录中记述：“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东北军广大士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日寇决一死战。东北军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一听说日寇占领了自己的家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流着泪找到营长、团长，诉说保家卫国的决心，要求开往前线消灭日寇。”
当时日寇很快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城市，又到了哈尔滨。东北军的战士们恨得咬牙切齿。李铭顺认清了国民党不抵抗的现实，逢人就讲自己的革命观点，很快，军营中形成了一股坚决主张抗日的力量。不久，李铭顺以出早操为名，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出了村子。这支自发抗日的队伍战斗在万达山区，驰骋在三江平原上，同日伪军进行激烈的战斗。
最难忘的两件事
与父亲直接杀上战场相比，母亲抗日是从做地下情报员开始的。李勇告诉记者，母亲15岁时开始为抗联传送情报。
在周淑玲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是她这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秋天，三叔扛着一个大麻袋回家，并把它放在房顶藏了起来。三叔前脚刚走，日本兵后脚就到了。他们没找到三叔，却抓住了四叔并百般折磨他，要四叔说出三叔的下落。当时周淑玲意识到这事肯定和那个麻袋有关。她爬上房顶，打开麻袋一看，里面全是炸药、手榴弹和抗联的红袖标。身体单薄的周淑玲不知哪来的力气，连拖带拽把麻袋拖到屋后藏了起来。没找到三叔、也没找到麻袋的日本兵走到门口扇了周淑玲两个耳光，算是泄了愤。虽然挨了打，但听说麻袋里的物资被运到了抗联三十二团，在战场上派上了用场，周淑玲心里高兴极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有一年冬天的傍晚，周淑玲在自家附近发现了十几辆日本卡车。警惕性很高的她躲在山头仔细观察，发现车上装的是被服和弹药等物资。当时抗联的斗争条件异常艰苦，这些物资若能送到抗联战士手中，那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周淑玲赶紧将情况报告给抗联领导。第二天，埋伏许久的抗联战士在伏击战中击毙20多个日本兵，缴获了不少物资。
后来因为汉奸告密，日伪军把周淑玲家的房子烧了，周淑玲为了躲避抓捕来到抗联第三军。这期间，周淑玲先后得到父亲、三叔、五叔战死的消息。尽管亲人的牺牲让她悲痛欲绝，但周淑玲一直认为，中国绝对不能被日寇占领，为了反抗侵略，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1938年，在抗联第三军，周淑玲与志同道合的团长李铭顺结为夫妻。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先后失去了两个孩子。
经历一次次生死考验，周淑玲始终坚持着。1939年11月，他们撤到苏联。日本投降后，夫妇俩终于回到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