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本应该保留美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觉得他向往的美好就要实现了。
此前几年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美丰”被折磨得元气大伤，至1950年4月，“美丰”已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维持经营，因而被迫停业。不过考虑到“美丰”投资的60多家企业尚在，康心如决定向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贷款周转，以助“美丰”复业。
三次申请报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不抱期望了。关于人民银行为何不向“美丰”提供贷款，康国雄听到过两个故事。一是早年间，“美丰”曾有位职员拿了银行的几百大洋投往延安，共产党建政后，这位职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主要领导。“美丰的老人们和我谈过这事”，康国雄回忆，“他们说如果重庆人民银行不是由他管，或许事情会好办些。”另一则是从三叔康心之处听来的。1950年，康心之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曾于家中宴请康心之，并在谈到“美丰”时说，“我们当初认为，四川应该保留美丰”，然后又对身旁的邓颖超感叹，“解放西南的时候，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没来得及跟到重庆！”
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康心如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康国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而康心远、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继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康心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康国雄澄清问题。为此，康心如曾给好友章士钊、邵力子，以及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后来起义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写信，希望他们为康国雄作证。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为沈醉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康心之的小孩在黄山马路上散步”，只是将“小孩”的父亲错记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后，由于章士钊认为“沈醉以前是特务头子，转他的信不合适”，康心如最终没有采用沈醉的证明。邵力子的证明信是康国雄登门拜请来的，离开邵宅时，康国雄记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翘尾巴”，令他长久琢磨。
证明信最后被转呈给周恩来，没有下文。
又几十年，白云苍狗，康心如、康国雄父子早已获得平反，只是当年曾陪少年等军官的花园别墅和亮着暗灯的豪宅，在经历了借占、索买之后，已被尽皆毁去。令康国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给了康心如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书中说“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重庆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共产党的党史写出我爸爸是共产党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国雄把《党史》递过来，“你看，被称为朋友的没有几个。”在写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页，书脊已被翻裂。
人物简介
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
本文原载于《小康》2013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