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
在当时的重庆乃至中国西南，康心如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
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并曾和后来长期任《大公报》总编的张季鸾共同办报。1922年，32岁的康心如与美国金融家合作于重庆创建“美丰银行”，成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由此使“美丰”转为华资银行。康心如对发展民族实业极为热心，故利用“美丰”的雄厚资力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不少基础设施。时至抗战爆发，大量人口从沦陷区涌入重庆，城市的水、电需求随之猛增，而相关供应得以足力支撑，可说康氏厥功至伟。1939年7月，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身兼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的康心如，因当选议长又开始在政界显露头角。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内称：“心如先生大鉴顷奉，委座谕请先生于便中驾临南岸官邸一谈”云云，落款是“弟陈布雷敬启”。康心如见蒋介石有邀，随即回信应约并如期赴会。不久后的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原来，以重庆为陪都的建议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蒋介石约见康心如则专为与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蒋介石对康心如还多予礼遇。1945年日军投降后，重庆市民曾于9月3日举行庆祝大游行。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政首长身份坐在检阅车队的第一辆车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且非国民党员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重庆市长贺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银行家，康心如总是刻意同官场保持距离，虽然与他交往的达官显贵几令康宅户限为穿。
抗战开始后，有一天康国雄听家中佣人问“订好的酒席送哪里”，康心如说送到歌乐山孔祥熙家，细打听方知，康心如与孔祥熙素有交情，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长，康心如便不再与其联系。“现在他下来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给他做个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国雄说父亲重情，但从不巴结权贵。
那些年里，康心如每周六从重庆市里回汪山别墅。傍晚，康国雄的母亲通常会在客厅的方桌上摆好扑克牌和茶水，为了营造氛围，还要特意点上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康心如在桌子的一侧落座，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各占一边，然后便是“罗宋”、“梭哈”等各色赌法齐上，直到周日清晨才散去。当时刘、范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康国雄却没看出两人有什么矛盾，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不谈政事只愿玩的缘故。然而爱玩的康心如却是赢少输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写的《杜月笙传》中有一则传闻，说在一次豪赌中，康心如竟把“美丰银行”输给了杜月笙，但那实在只是传闻。
最与康心如交好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会时，于右任就是介绍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里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战爆发后，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迁居重庆，从此更与康心如往还不断。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请“于大哥”为“美丰”题写行名。或许是为了方便识读，于右任把“美丰商业银行”几个字写得甚为工整，而这也成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书珍迹。平时，于右任有空就会来康家坐坐，康国雄喜欢摸于右任的大胡子，于右任则称康国雄“康家娃”。由于偶尔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几日，于右任对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在离开重庆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国雄大姑父的女佣阿英带走。康国雄大姑父觉得两人年岁悬殊，所以不太愿意，但阿英本人却乐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终，于右任经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带回了上海，后来还和阿英生了个儿子。
向延安汇款美丰不设上限
其实于右任与康家的关系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学日本，因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总干事得与孙中山相识，继而加入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问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为同盟会办报，康心孚说自己有个叫于右任的老乡可堪此任。孙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来日本，康心孚随后便给人在国内的于右任寄去路费，由此促成于右任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随后返回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于右任在其所做诗文中也曾提到，“余识党中诸前辈皆心孚介绍”。辛亥革命后，康心孚先到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后赴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运动”期间过度操劳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课的其他学校为此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由于兄长康心孚的关系，康心如和两个弟弟康心之、康心远后来深得国民党人信赖。抗战年间，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不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长期住在康国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路经重庆，为确保蒋介石的安全，重庆市长杨森更是特意征用康心如的汽车和司机为蒋介石服务。
虽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康氏昆仲却对共产党有着更美好的向往，并曾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康心远的太太王棣华在天津读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康心远曾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赠过一批家具。由于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张季鸾、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周恩来有时会前往拜访，还曾借地作过统战报告。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则经常向康心之寻求经济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们都会带些宣传资料，如康心之在家，他们总能拿回一张数字体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则坐等片刻后留下资料离开。“当时敢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国雄认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执掌“美丰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康心如，为共产党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战期间，因棉花、棉纱、棉布紧缺，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买卖，并对流通做严格限制。康心如通过“美丰”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口了一批“花纱布”和药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后，康家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运送时装了满满八辆卡车。然而由于没有“管制局”许可证，八路军的车队根本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运到延安，事实上，八路军的卡车还未驶离重庆即被“军统局”的检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国民党内的关系，人情、金条并用地买通了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最后将这些东西伪装成国民党物资顺利运抵延安。此外，当时很多银行对于汇往延安的款项都有数额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丰”不设上限，因此“美丰”就成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向延安汇款的首选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