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什么是信仰？答案不尽相同，因人而异。但有没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对人的一生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信仰是精神世界中迸发出的巨大力量，能够托起沉沦的人生，点亮心灵的灯盏。
一个人如此，一支部队如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皆然。
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一定能解放全人类的坚定信仰，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理想信念之花。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奋斗，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牺牲，就一定能实现。据统计，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烈士多达370余万人。纵观世界政党史，唯有中国共产党为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按当下的话讲，他们中有一大批精英分子，不乏社会名流、高级军官、豪门后代、富家子弟、留洋学生，或有着显赫地位，或受过良好教育，或尽享父辈恩泽，生计无忧，前途似锦。但为了信仰，有的抛弃了高官厚禄、安逸生活，为革命甘愿吃苦流血牺牲；有的与封建家庭、顽固势力彻底决裂，投身到滚滚革命洪流；有的身处国外忧国忧民，怀着拳拳赤子之心，毅然回国参加民族救亡斗争。
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董振堂，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虽出身旧军队，但他为人正直，位居高位而生活简朴，立志救国救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日益倾向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开始了他另一番绝唱人生。
董振堂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并把多年积蓄的3000多块大洋全部交给了党。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劝他：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点给自己。但董振堂再三坚持：革命了，个人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1937年1月，董振堂率部队3000余人坚守孤城高台，与10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半月，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一代名将命殒高台。凶残的敌人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挂在城楼上悬首示众，而后又送到西宁邀功。
噩耗传至延安，红军将士悲痛万分。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董振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出身于四川省泸县豪门望族的刘国鋕，人称“七少爷”，自小过着锦衣玉食的无忧生活。但为追求信仰和理想，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里，仍可以查找到当年国民党特务头子对这位富家公子充满迷惑的审问：“你们家有钱有势，你革谁的命？造谁的反？”
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服从组织安排，到艰苦落后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先后有四次出狱的机会，但都拒绝登报退党、写悔过书，对党忠贞不渝。
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已经成立，胜利的曙光即将照亮重庆。败逃之际的国民党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里的革命者，实施了秘密大屠杀。
在香港做生意的刘国鋕哥哥提前得到消息后，带着黄金、名表、空白支票，又一次来到监狱打点，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七弟呀，只要保住性命，出去后你愿意到美国留学我出钱，不愿意留学可以跟我到香港去做生意。”
刘国鋕也被亲情所感动，流着泪说：“我死了，只要党在，就等于没死。”
临刑前，刘国鋕大声朗诵自己刚写下的《就义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一名年仅28岁的普通共产党员在胜利的前夜，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他用年轻的生命坚守了自己的信仰，书写了对党的忠诚。
时光荏苒，时代变迁，涤荡沉沙，信仰早已化成共产党人最厚重的文化底蕴，贯通革命、建设和改革全程。改革开放以来，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王瑛、吴孟超、郭明义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展现了信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