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曾看到过网友提出的一个假设：如果清政府的首都不是北京而是西安，清军会不会有决心与日军继续打下去？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会不会改变？
会吗？或许不会。
西安，一个深居内陆的城市，一个远离海洋的千年古城，盼望它带给屡遭海上威胁的近代中国以新生，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年，许多生活在内陆的人不仅没见过海，也没听说过海，更不知海军为何物。清政府战败的消息传来，人们惊讶得合不拢嘴：海那头的“蕞尔小国”，竟然打败了朝廷。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支海军曾经存在过。
那年，一些土地、几座岛屿从中国的躯体上被撕裂了出去，壮士的鲜血染红了太平洋。但对于生活在内陆的人们来说，他们感受不到一发炮弹的威胁，许多地方依旧歌舞升平。
梁启超说：“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甲午战争之后，安居内地的中国人才渐渐发现，税收越来越高、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因为一纸《马关条约》，两亿两白银予了他人，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个国家的危机，最终将传导到民众身上。胃口日渐胀大的日本侵略者，也不再满足于控制几个港口租界，经营几条铁路几座矿山，加紧实施“大陆政策”。
失去了控制海洋的能力，中华民族更深重的灾难已不可避免。
（四）
中华民族有没有经略海洋的能力？翻开历史卷轴，你会发现，那也曾是一片光荣之海。
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支两百余艘船只组成的“超级舰队”，早于西方几十年就开始了大航海的探索。中国人的航海技术、能力和意识，曾经远超于西方。
从光荣到耻辱，从繁盛到没落，“闭关锁国”，这4个字字字如刀，刀刀戳心。盛极一时的华夏大地，犹如一只温水里的青蛙，不知不觉间沦为了列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然而，如果仅把“闭关锁国”4个字当成是一种“国策之失”，恐怕还太过肤浅。一个曾经诞生过郑和、造出过世界最大最好的“宝船”的民族，何以甘愿自锁国门，隔绝大洋？
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的自闭和思想的保守。有人曾把人类划分为了“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按照这个划分，英国人、日本人属于典型的“海洋民族”。“海洋民族”更具忧患意识和冒险精神，“大陆民族”则偏于保守，追求安稳。
中华民族起源于内陆，拥有广袤的土地，世代耕耘，似乎更像是一个“大陆民族”。中国历朝历代的君王，都是从马上得天下，也是在陆上治天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多元交织，逐渐形成了中国保守的“陆地文化”。
“陆地文化”一旦生根，海岸就犹如一道天然的城墙，文化观念就犹如一道无形的锁链，将中国人困在了陆地上。当国家触碰到发展的天花板时，很少有人向海洋探索，开拓更大空间，而是关起门来“窝里斗”。“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下，不是一场接一场的内乱，就是处于安逸状态的统治者逐渐丧失斗志，思想垂垂老矣。
即便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陆地文化”依然根深蒂固。马汉构思“海权论”时，大清帝国正陷于“海防”还是“塞防”的争论中。北洋水师成军不久，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保守势力，又硬生生地终止了北洋海军的后续建设。
黄海海战后，仍有一战之力的北洋水师为何宁愿退守威海卫，完全放弃海权？原因或许有很多，但不能说没有“陆地文化”在潜意识里的影响。
那句遗臭万年的“攘外必先安内”，其中不也夹杂着“陆地文化”的因子吗？在“陆地文化”的制约之下，莫说一支北洋水师难以扭转乾坤，十支百支又有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