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长春》这部集文学性、史学性于一体的纪实作品，自面世以来深受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好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一连串的荣誉足以说明这部纪实大书饱含的历史重量和思想能量。捧卷细读，一幅浩瀚的历史画卷跃然眼前。
本书虽以《围困长春》为题，却绝不将视角拘泥于长春一城，亦不仅仅关注东北一隅之胜负，而是以长春围困战为切入，折射国共双方政治、战略、精神、政策的对决。针对若干关于长春围困战这一历史事件似是而非的评论，作者李发锁先生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2000多万字的档案文献中拨开迷雾，秉笔直书，置身于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全景式还原围困始末，扣穿历史，使清者自清。
近日，中国军网经李发锁先生及人民日报出版社授权，将转载《围困长春》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引子
1945年8月8日下午4时50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一见面，看到佐藤尚武想说打趣的话，便挥手打断了，冷冷地说，他只是代表苏联政府递交日本政府一份照会，从8月9日起，苏联对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
满脸晦气的佐藤尚武回到大使馆，发现电话和无线设备均被切断了，只好起草明码电报到莫斯科公共电报局办手续，消息发到日本，已是东京8月9日凌晨。
在莫洛托夫召见佐藤尚武70分钟后，莫斯科时间8日18时，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达了向中国东北日军进攻的命令。攻击进行4小时后，当日22时，塔斯社奉命向世界发布消息。莫斯科与中国及日本时差均为6小时，苏联8月8日，也就是中国及日本8月9日。这一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各国领袖反应各不相同：
进军命令下达时不巧赶上了暴风雨，斯大林笑着说了一句：“暴风雨是给日本武士下的。”便叼着烟斗看电影去了。
上午便得到苏联通知出兵消息的杜鲁门总统，忍不住内心高兴，午后就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东京皇宫内的裕仁天皇正在幻想着一向中立的苏联尽快答应出面向同盟国调停讲和，以延缓或中止美军的凌厉攻势。
蒋介石则在绞尽脑汁思虑如何让斯大林降低出兵条件，尽快赶在苏联出兵东北前把条约签下来。
毛泽东对苏联即将参战一无所知，常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的谈判未漏半丝口风。
三天前的8月6日，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在了日本陆军总部所在城市广岛，大本营的反应仅仅是，“派了以物理学家吉尾西岛博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去广岛研究原子弹爆炸的后果”。显然，原子弹并未撼动日本战争机器的核心部件，却促使了苏联加速进军中国东北的进程。
根据原先的预令，苏军确定于8月11日发起攻击。8月7日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发出训令：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务必于8月9日展开行动，因为杜鲁门那句“我们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地位”的话早已传入斯大林耳中。
战争的残酷法则是，停战前士兵的战靴踏在哪里，哪里便是双方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苏军要赶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占领东北。
尽管当时美国一些人对投掷原子弹提出异议，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证实：“总统一刻也不想拖延第二颗原子弹投掷。”在苏军踏进东北的同时，8月9日，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向了日本。
为彰显丘吉尔对核试验贡献而命名的“胖子”最初投掷目标首选小仓，其次才是长崎，第三是新泻。由于天气与油料不够两个原因，最终的霉运落到了长崎头上。当然，真正让长崎倒霉的原因是日军两个重要兵工厂配置于市中心。
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终于发出了乞降照会，照会电文通过中立国瑞典政府转送美、英、中、苏四国，并未向日本国内公布，日军仍在抵抗。苏军的凌厉攻势仍在继续。即使日军放弃抵抗，苏军也要占领整个东北，亲手实现对日军的缴械。
8月10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沸腾的日子。
重庆《大公报》以“大时代展开了”为题发出社论，慷慨激昂的社论说：“宇宙伟大，人类不灭，而正义是必胜的！”中央社则发出了“日本投降了”大字号外，记者驾驶着三轮摩托绕城一周，一路狂发。锣鼓声、喇叭声、鞭炮声与人们的狂呼声、喊叫声灌满了横街竖道，连电影院里的人们也跑到街上来。
延安的军民连夜举行了盛大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把脸盆、饭罐什么的都拿出来敲打着，把帽子、汗衫使劲抛向空中。那可真是一个狂欢之夜。路边的瓜果也有随便吃的。延安一个卖桃的小贩把桃一个个塞进狂欢的人们手里：不要钱的胜利果，大家自由吃呀！
鞭炮迅速告罄，店家大吉关门。茶馆有免费茶，酒馆有免费酒，重庆一些店铺被挤破门板，打碎玻璃，老板说是喜气盈门，警察在一边鼓掌大笑。喜极而泣的人们周身每个细胞都被兴奋灌满了，撑胀了。不仅仅是重庆与延安，中国还有若干城市，昆明、贵阳、西安等，一齐儿沸腾了！
胜利来得突然、意外，让人猝不及防。狂欢的声浪中有两个人却与众不同，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
重庆的酷暑加上狂欢的热浪使得蒋介石越发焦躁难耐。这一年的6月，美国政府告知他《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要求他抓紧与苏联就出兵问题展开谈判。苏联出兵是早晚的事，时间表攥在斯大林的手中。
此时，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进入华南、华东、华北乃至东北需要时间。对此种态势，杜鲁门有着透彻的分析：“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
日本投降后，东北统治权力出现真空，能与自己争夺的力量唯有共产党。华北的大部由共产党控制着，而且八路军就在长城附近和离东北咫尺之邻的山东、河北。他要抢在苏军进入东北前，同苏联谈妥一个协议，让斯大林把东北交到自己而不是共产党的手里。
无奈的是从6月末开始，至今谈了两个多月，斯大林价码始终居高不下，尤其即将签订那个条约中赤裸裸的出卖领土条款，使其握笔的手颤抖不已。如今，斯大林竟然在条款未签订的情况下，单方面突然出兵。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最后通牒的强硬与霸道，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彻夜无眠。苏联对日本宣战，毛泽东一时感到意外。此前，斯大林对美、对蒋的所有交易都对同信马列的盟友中共保密，有时甚至是刻意掩盖。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靠着听广播、看报纸预测到苏联战胜德国后一定会打击日本，但未曾料到如此之快。
此前5天的8月4日，毛泽东起草给中原地区负责人李先念的电报对形势的估计是：“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
此刻，毛泽东可谓一喜一忧。喜的是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于当天上午便起草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里面以兴奋的语气宣布：“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的忧虑正如他后来于1947年12月28日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讲的那样：日本投降对我们是个喜事，也是个负担，因为来了蒋介石。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仅仅打败了日本，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仍极庞大，也是“革命尚未成功”。而且日本一倒，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严峻的形势已经摆在面前。
无数历史证明，领袖所以异于常人，不仅在于常人所不具有的深邃洞察力和预见力，还在于处理与扭转历史进程的巨大胆识魄力与正确战略策略。面对苏联出兵所带来的巨大形势变化，蒋介石与毛泽东将以何种不同的胆魄，分别采取什么战略策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