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50年的联勤改革，在经历艰苦探索和几起几落的曲折历程之后，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从传统后勤到大联勤的历史性跨越。

　　一、周恩来战略构想：我军50多年联勤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

　　联勤起源于美国，是陆、海、空各军种联合勤务的简称，是与军种后勤自成体系、自我保障的“分勤”相对应的概念。就是在统一领导下，按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诸军种间组织部分或全部的后勤保障，以节约保障资源，提高保障效益。

　　从历史上看，美军自18世纪后半叶创建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直到1943年才开始筹划联勤，期间经历了150多年；从1917年美军中校索普在《理论后勤学》中首次提出联勤概念到1943年，也有26年之久了。而我军，自1949年分别成立海、空军后，到1952年，在战争年代长期领导我军后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就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了“探索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的战略构想。这时，距我军告别单一陆军军种仅仅3年时间。

　　周恩来战略构想的确立，意义非比寻常。它一下子拉近了我军后勤保障理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发明了孙子兵法的国度，在后勤保障领域又一次迸发出了思想理论创新的火花。它表明，在战争年代依靠传统陆军和简单后勤战胜了诸军兵种合成的、实施联勤保障的国民党军队之后，我军并没有拘泥于自身历史的辉煌，开始适应军队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突破历史传统中寻找发展的新思路，在伟大的体制变革中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它奠定了我军50年联勤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

　　又是一个3年之后的1955年1月，我军组织实施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江山岛登陆作战。这是周恩来联勤构想的第一次实践，也是我军建立三军联勤体制和实施三军联勤保障的起点。此次作战，我军出动舰艇188艘，飞机184架，参战兵力约1万多人。虽然作战时间不到一天，但准备时间却长达两个半月。浙东前线指挥部组成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统一组织指挥陆、海、空军的后勤保障，并指定陆军负责三军部队所需主副食品及陆上勤务保障，海军负责海上供应与勤务。尽管这次战役规模并不大，但却在战时联勤保障上走开了路子，积累了经验，摸索了三军统供的经验，促进了对联勤问题的研究，成为联勤理论产生、形成的土壤和条件。

　　从战后对后勤工作总结和人们对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研究的情况看，这次联合保障初步探讨了组织联勤的几条带普遍性的规律：一是联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二是实行联勤统供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宜统则统，不宜统则分；三是联勤在战时能出战斗力和保障力，在平时能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实行联勤平时战时都是必要的。此后，我军联勤理论破土而出。

　　二、30年中的3次试点：我军始终难圆的联勤改革之梦

　　一江山岛的硝烟尚未散尽，我军的联勤试点的决策又在中南海的红墙里做出，从而拉开了我军50年联勤改革的序幕。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海军、空军部队的不断发展，各军兵种后勤自成体系、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实行联勤统供的呼声日益增高。为此，1955年到1965年，以周恩来“探索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的战略构想为指导，我军在辽宁省旅大（大连）地区，组织了第一次联勤保障体制改革试点：首先由旅大警备区对陆军部队进行统一供应，尔后扩大到三军油料联供，汽车船艇划区修理，驻岛海、空军通用物资统一保障和三军部队油料联供等问题。正当试点深入发展之际，却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

　　1970年到1971年，我军在广州军区粤东地区，组织了第二次后勤保障体制改革试点：由广州军区组织某分部，统一供应三军部队的标准经费和部分通用物资，划区分片组织医疗，巡回修理通用装备，三军运力按内河、海上、公路分式协作。正当试点全面推进之际，却因突然爆发的“9·13”事件影响而半途而废。

　　1983年至1984年，我军又在济南战区，组织了第三次联勤改革试点：由济南军区统一负责战区内三军部队部分通用物资的统一供应与储备，通用装备统一修理，伤病员统一收治，通用储备仓库统一规划和建设，战时后方防卫、后方动员和交通运输统一组织指挥。然而，正当试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却因随之到来的“百万大裁军”而停止。

　　以上三次联勤试点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以不改变保障机构建制为前提，按照通用统供、专用分供的原则实施。其半途而废的直接原因虽然都是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或军队重大决策的推出，但也与我国我军特殊的国情军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国情来看，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的小生产思想根深蒂固，喜欢垂直管理、各管一摊，不习惯于立体管理和多边协作。这种思想分散、体制分割的传统弊端，是在中国的土壤中实施联勤的最大障碍。1946年，国民党军队就曾效仿美军建立联勤体制。然而，由于联勤体系是以陆军为基础组建的，并兼代陆军后勤机构，从而使海军、空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障碍，始终认为在供应保障上，联勤总部会有亲有疏，随着这种心理预期逐渐变为客观现实，海、空军对联勤总部极为不满，公开指责联勤与陆军“穿一条裤子”。对此，首任联勤总司令黄镇球感慨地说：“办美国的联勤易，办中国的联勤就难。”到后来，海、空军的后勤保障实际上又各自为政，其联勤体制以失败告终。

　　从军情来看，解放前，我军在只有单一陆军军种的情况下，长期实行以各大战略区为基础的分散保障，各单位自成体系，总部后勤统一的力度很小。解放后，全军后勤虽然有了统一领导，但三军仍然是分供体制，由原来的地区式补给形态，变成条条式补给形态，致使部分同志视野不够开阔，系统观念不强，整体效益观念淡化，总是满足于“自给自足，自我方便”。在试点中，表现为强调特殊性和困难多，讲整体效益和长远发展不够。在领导上，表现为决心难下，行动犹豫，缺乏风险意识和改革勇气。实践证明，理论与决策的跨越，并不等于行动的跨越。我军要在联勤实践上取得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军联勤实践停滞不前的同时，几乎与我军在同一水平的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军队却趁势而上，在联勤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军是世界上最先探索三军联勤的军队，虽然二战中并未在统一保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美军总结了实施联勤保障的经验教训，专门成立了国防后勤局，统一负责三军通用物资和共同勤务。在美军的420万种保障物资中，有230万种是由国防后勤局负责统供保障的。

　　台湾国民党军队的联勤在总结失利教训的基础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逃台后的1950年4月，国民党军队就恢复了联勤总部的体制，1957年又实行后勤改制，联勤总部不再兼办陆军后勤，超越了军种的利益，使三军真正处于平等地位，海空军感到了“公平”，开始拥护联勤体制。此外，苏联、印度等国军队，也开始探索三军联勤之路。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30年间，我军联勤改革试点3起3落，既表明了我军联勤实践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又反映了我军对联勤目标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三、从实行“三代”到军区联勤：我军16年探索的艰辛历程

　　在周总理联勤构想提出36年之后的1988年，信息化战争萌芽初现，新军事变革大潮涌动，后勤体制变革之风吹遍全球，从而使我军联勤改革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在联勤试点中有过“三起三落”经历的我军，再次以“三代（代供、代医、代修）”为主要内容，在沈阳、济南战区和海南地区组织联勤网络型划区保障，展开了联勤体制改革的第四次试点。

　　此次试点，不仅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即由第三次试点的一个战区，扩大到两个战区和一个地区，联勤的内容和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包括了军需、卫生、军械、军交、车船、油料、物资、通用装备修理等8个专业。其特点是“两个不变一个调整”：即三军后勤保障机构和设施的隶属关系基本不变，经费供应渠道基本不变；而对保障任务加以调整，通用物资就近就地代供，通用装备就近就便修理，三军医院代编床位就近收治，铁、公、水、空运输统一计划。1990年4月，总后勤部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三个试点地区，围绕实现联勤体制，全面深化“三代”试点。

　　试点过程中的1997年7月1日，以进驻香港为契机，我军展示出了新的联勤模式：军种齐全的驻港部队在总后勤部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专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通用物资统一供应、普通伤病员统一收治、维持性经费统一保障、通用勤务统一组织、通用保障实体统一建设和管理、通用保障力量统一使用”，为我军全面启动联勤体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经验。

　　1998年夏季，我军数十万部队在参加抗击三江流域特大洪水的斗争中，展示了一次诸军兵种联合的“准作战”行动。在总后勤部的统一组织下，采取打破建制、就近供应、方便部队的办法，对参加抗洪的部队实施了全方位、不间断、多建制、远距离的联勤保障。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军充分展示出全面、快速、高效的保障能力”，“战时联勤保障机制紧急启动，始终保持装备物资供应不断”，成为我军又一次成功的联勤保障实践。

　　在近50年来4次试点、三次联勤实践的基础上，江泽民果断决策，自2000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以大军区为基础的三军联勤保障体制，最终跨出了我军联勤改革最为关键的一步。这次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采用“两个结合、一个基础”的联勤模式，即在总后勤部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以军区为基础组织联勤，为最终实现三军保障一体化奠定基础。

　　军区联勤体制的运行，是我军联勤实践的重大突破，它“结束了我军长达半个世纪的三军独立保障体制”，“使我军向三军一体、集约化后勤保障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成为我军实施初步联勤的新起点。

　　几乎在我军军区联勤体制运行的同时，原本为三军独立保障的英国军队，在2000年5月采用铁的手腕，一步到位地建立了统专一体的大联勤体制，成为全世界军队联勤程度最高的军队，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在联勤理论的发源地美国，其军队新成立的4个与国防后勤局并列的联勤机构，进一步扩大联勤范围。负责各军兵种通用保障的5个战略补给中心、30个大型补给仓库都改由中央联勤机构直接领导。伊拉克战争后，美军还打算把国防后勤局与联合军事运输司令部合并，进一步提高联勤程度，并酝酿建立“从工厂到散兵坑的无缝隙一体化保障体制”，以适应军队建设信息化转型的需要。

　　俄军继1993年全面推开划区保障之后，1997年又提出统一建立国家武装力量后勤保障系统的设想，即将国家所有强力部门，包括军队各军种、内卫部队、民防部队、边防部队、铁道部队、联勤通信部队的后勤领导机关和保障力量合并起来，建立大联勤系统，对所有武装力量实施联勤保障。

　　而我军目前运行的军区联勤体制，虽然相对于以前传统保障体制下的4次试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来之不易，贡献重大。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目前的联勤体制还是初步的，统供的范围比较小，专供的范围还相当大，只能说在过去‘代医、代供、代修’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勤。

　　信息化的时代呼唤信息化的军队和三军一体化的保障。由机械化时代的初步联勤，到信息化时代的大联勤已是大势所趋，我军正面临着崭新的历史机遇！

　　四、大联勤改革：我军后勤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

　　伟大的时代，既营造了体制创新的客观环境，又锤炼了体制创新的伟大气魄。面对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特殊世界格局和我军自身建设转型的新的历史任务，江泽民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当机立断，决定在济南战区进行大联勤试点，加速推进我军三军一体化保障的历史进程。

　　大联勤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质是江泽民提出的三军一体化保障。此次进行大联勤改革试点，主要是在现行军区联勤体制的基础上，探索三军一体化保障的路子，做够、做好“大”的文章，实现四个突破，即突破现有编成，联勤机关三军合编；突破现有运行机制，实现两线合一；突破现有联勤内容，实现通用专用一体；突破实体分管，实现保障力量的统管共用。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此次大联勤改革试点的基本内涵。

　　大联勤改革，是江泽民联勤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军后勤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是联合作战联合保障的客观要求，是世界军事后勤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江泽民倡导的中国特色军事后勤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江泽民的战略思想，我军后勤变革的主要目标是后勤保障一体化、社会化、信息化。而我军的后勤保障一体化，就是要通过此次试点，取得经验，推向全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军联勤。

　　通过回顾我军半个多世纪联勤改革的历史，我们看到，经过几代人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虽然艰难曲折，但终有成效，联勤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大，改革的步子一次比一次快，改革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深入，效益一次比一次明显。这次大联勤改革，是在过去改革基础上的延伸，反映了我军后勤保障体制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正所谓“踏平坎坷成大道，历尽艰险又出发”。

《军事历史研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