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91届普利策奖中的特写摄影奖授予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摄影记者雷内·拜尔。在她的黑白镜头里，一位单身母亲和她死于癌症的儿子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评委和民众的心。近日，这组图片又荣获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年度优秀图片奖。

　　从2005年到2006年夏天，拜尔用手中的相机，忠实记录了辛迪整个家庭与癌症搏斗的经历，以及他们的不幸和不幸中的坚强。

　　“没什么可以阻止我”

　　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年近40岁的单身母亲辛迪·弗兰斯和5个孩子生活在一起。4个男孩，最大的19岁。1个女儿最小才6岁。2005年，当10岁的小儿子德里克被诊断出患有恶性神经细胞瘤后，整个家庭几乎崩溃了。医生告知，癌细胞已侵入了德里克的骨髓和内脏，要活下去非常困难。

　　为了全天候地照顾孩子，辛迪辞去了工作，可仍然要负担全家的房租、账单和德里克的医疗费。“我一定要让儿子活下去，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辛迪希望奇迹发生。

　　医生们建议，提取德里克的健康骨髓培植干细胞，再对他进行干细胞移植。虽然这只能提高10%的存活率，但别无他法。辛迪只能抱着这线希望。

　　要照顾其他4个孩子，要挣钱养家，要治好德里克……辛迪突然间感到手足无措。不得已，她在钱包里、汽车上、厨房的墙上挂满了日程安排。可是一天之中，最让她头疼的是怎样使儿子跟她去医院。

　　“今天没什么可以阻止我”，辛迪暗暗发誓。但去医院之前，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给德里克吃药；给美国癌症协会打电话，申请加入协会；给孩子的中学打电话，因为她的另外3个儿子最近常旷课，学业落后；她还打算烤些糕点，送给德里克的医生和护士们，当然还有那些候诊室的病人。

　　“怎么来完成所有这一切呢？”她大声地问自己。还不能因为德里克而忽视了其他家庭成员，她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还有辛迪的男友杰夫，可能这个圣诞节她无法与他共度了……理清繁杂的思绪，辛迪果断地抓起桌上的车钥匙，朝戴维斯医院出发。

　　“千万别把我的小儿子带走”

　　在医院的放疗诊室外，辛迪看着瘦小的儿子蜷缩在床上。医生们控制着放疗仪器，试图用放射线抑制正在变大的肿瘤。德里克有些僵硬地躺着，肚子上插满了白色导管，当红色的放射线照射他的腹部时，他嘴唇紧抿。

　　辛迪屏着呼吸，希望德里克能配合治疗。她知道放疗会让他的胃翻江倒海，这种感觉令她痛苦不堪。回家的路上，坐在车里的一角，德里克无声地啜泣着，“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妈妈？”辛迪停下车，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试图从圣经人物约伯的身上寻找灵感，“约伯失去了健康、财产和家庭，但仍然忠于神。”她对德里克说，“神会赐福给你，会为你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说着，她伸手抱住了儿子。

　　圣诞节后3天，他们又来到了戴维斯医院。癌症专家泰勒大夫打算把健康的干细胞从德里克的大腿骨中注入身体。但前提是，其他抗癌药物和放疗要同时作用。这样，德里克的体内才会生长出健康的骨髓。然而，反复的治疗已经让德里克不信任大夫了，他认为一切治疗都是折磨。

　　“为何让他们对我做这些事，妈妈？”他一遍遍地问，“这都是你的错。我恨你，你根本不关心我的想法。”他威胁说，要报警，告诉警察妈妈虐待他。“我在尽我所能，但你得帮我，这也是帮你自己。”辛迪一遍遍地安慰德里克。

　　“不，我不做！”没等说完，德里克就喊叫起来。“即使这样能挽救你的生命？”辛迪温柔地问。“不，我已经累了。你不知道治疗是什么感觉！”德里克跑出了房间。

　　泰勒医生说，即使德里克配合治疗，干细胞移植也无法保证能挽救他的生命。移植后稍有意外，遭到感染，后果都是致命的。辛迪的心一下子跌进深渊，她一下子垮了下来。几个月的奔波、劳累，只因为有一个希望，就是为了干细胞移植。而现在，这个目标似乎那么遥远。她第一次想到，德里克可能真的会离她而去，这个想法令她不寒而栗。

　　晚上，当德里克蜷缩着入睡时，辛迪对着十字架跪了下来，肩膀抽搐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主啊，请你保佑我。我愿意做任何事，千万别把我的小儿子带走！”

　　2006年2月，辛迪躲在医院候诊室的一角流泪。德里克又拒绝接受放疗。止痛药已失去效果，放疗让他难受得死去活来。他什么也吃不下，体重一周减少了4磅，瘦得完全变样，离不开轮椅。年近40岁的辛迪更是明显苍老，接下来的3天里，她几乎没有睡过觉，因为疼痛使德里克常常哭醒。

　　辛迪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就像反复在伤口上撒盐。我已经坚持不住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在安乐死协议书上签了字

　　当黑暗来临，家里一片寂静，德里克和辛迪并排躺在床上，聊天。他告诉母亲，他为自己有时候的任性道歉，憧憬着回到学校，希望有朝一日能考到驾照。他说，如果死了，他很怕会孤独地呆在天上。这时，他们将手指交叉在一起发誓，他们永远都爱对方，永远都是对方的守护天使。聊着聊着，德里克睡着了，辛迪就满足地看着他，呼吸一起一伏。

　　只要德里克开心，她就觉得生活还是充满希望。虽然，银行的账户空空如也，冰箱里除了一盒牛奶几乎没有别的。家里还有4个孩子，她常常不知道晚上给他们吃什么。2005年11月16日，如果不是一个朋友慷慨解囊，领着她去了廉价商店，她都不知道拿什么来为德里克度过最后一个生日。而这个生日，她称做“德里克的生命宴会”。他所有的好朋友都来了，久违了的笑容又出现在德里克脸上。

　　2006年5月的一天，经过几天歇斯底里的嘶喊，病床上的德里克虚弱得一动不动。就在前一天夜里，德里克睁着已经失明的眼睛说：“妈妈，我爱你，请终止我的痛苦吧，让我死吧。”在医生的劝说下，辛迪终于颤抖着手，在安乐死协议书上签了字。

　　当医生把药剂注入德里克体内后，辛迪突然像抱婴儿那样抱起德里克，用自己的身体感受着他渐渐消逝的生命。她指着一张CD对大儿子说：“放第14首歌曲———《因为我们相信》。”旋律响起，她低声吟唱，如唱催眠曲，“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么一天，我们独自离开，奔向那光明未来……”她亲吻着儿子的额头，泪水不断溅到他脸上。“现在好了，宝贝！”她喃喃道，“我爱你，勇敢的孩子。我爱你……”7个小时后，德里克走了。

　　2006年11月16日，在德里克12岁生日那天，辛迪来到儿子墓前，捧上一份精致的蛋糕。“生日快乐！”她自言自语，亲吻着儿子的遗像。儿子离去后，不管走到哪里，她总带着一张德里克的照片。

　　辛迪还和律师签了一份合约，成立了一个名叫“德里克愿望”的慈善组织，专门为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庭提供资助。“我将永远把儿子的记忆留在心中，提醒人们给予家庭时间、精力和支持，就像我们一样。”辛迪说。

　　（本栏责任编辑/李凤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