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4月国民革命失败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若干个革命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过程中，以赤卫队、少先队为主要形式的民兵武装，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担负起保卫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重任，成为工农红军的坚强助手和后备军。

　　南昌起义中的工农群众武装，是起义军队坚定的同盟军，他们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积极支援革命，在革命危急时刻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发挥了正规军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但在中国民兵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大家都知道1927年8月1日，正当“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形势异常危急的时候，我党为了挽救革命，曾经率领其影响下的起义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了一次武装暴动，由此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南昌起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次起义中，广大工农群众武装——暴动队、农民自卫军与起义军队如影随形、相伴始终，在起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起义部队一声唤

　　工农群众来支援

　　“八一”起义前夕，当革命队伍潮流般地拥向南昌时，江西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也获得了新生，并在起义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7月31日晚，刚刚成立不久的南昌工人纠察队和郊区农民自卫军，接到待命行动的通知后，就立即发了枪，一些学校的师生也武装起来。他们的任务，一方面是设卡，检查来往行人，护厂、维护秩序；另一方面是战斗打响后，积极协助起义军作战，并负责抬担架、救护伤员以及运送子弹、粮食。市学联、妇联还组织了联络队，负责各个城区的通信联络。一些由妇女和学生组织的宣传队、慰劳队，都通宵达旦地赶写标语，到郊区去宣传，动员农民准备粮食、蔬菜，支援起义大军。有的学生会，也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存下的枪支拿出来准备参加战斗。这些都为起义军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在这之前，原驻武汉的广东农民自卫军600多人和武汉农民政治训练班的70多人，也来到了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开始了。各起义部队和农民自卫军、纠察队，迅速到达了自己的战斗岗位。他们按照起义军总指挥部的规定，在脖子上系红领带，臂上缠白毛巾，并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作为起义军的识别标志。

　　城内外枪声大作，炮声轰鸣，杀声四起。整个南昌沸腾了，怒吼了。它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拿起了枪杆子，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了。当时，担任歼敌第23、24团战斗任务的是广东农军和起义军第24师73团（欠第3营），他们在听到起义信号后，分东、西两路迅速向敌第23团发起攻击，直接冲进贡院后面的广场，与敌短兵相接……就这样，起义军在工农群众武装紧密配合下，仅几个小时，就歼敌3个师6个团，共1万余人，缴枪5000多支。

　　天明时分，枪声停止，起义胜利了。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纷纷到总指挥部贺喜，热情慰劳起义军和工农群众武装。英勇的起义军和工人纠察队巡逻在大街小巷，维持着社会秩序。

　　第二天，南昌人民又积极响应江西省委关于“武装起来，到军队中去”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团体工作人员，拿起武器踊跃参军。仅到第25师当兵的共青团员和学生，就有七八百人，附近郊区的农军也纷纷参加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总兵力已超过3万人。另外，缝纫工人还热情地为起义军赶制大批军服。起义军离开南昌时，当地群众武装又组织起强大的后勤运输队伍，帮助起义军运输物资。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总指挥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南下广东的方针，命令部队和党政机关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向广东方向挺进。一个月以后，起义军在广东乌石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突然袭击，主力被打散，仅剩下的10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边打边退，10月7日到达陆丰东南部。此时，部队已与周恩来等起义军领导人失去联系，处在后有追兵、前有叛军、左为汪洋大海、右侧伏有重兵的困境之中。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与中共东江特委接上了头，并在地方党的带领下巧妙地绕过敌人的防地，然后在海陆丰农军的接应下，来到陆丰西北部的碣石溪，这才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几天后，中共东江特委把部队改编为工农军第一大队，还给部队发放了军装、斗笠、草鞋、毛巾等生活用品，使这支疲惫之师面貌焕然一新。不久，这支队伍与海陆丰农军会合，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

　　湘南人民齐暴动

　　朱毛会师井冈山

　　尽管起义军主力败于乌石，但是乌石并不是起义军的终点。乌石战斗结束后，留守三河坝的第25师和第9军教导团等部仍与敌人激战了3昼夜。后来，保留下来的武装与从潮州、汕头突围的少数起义部队在饶平会合。10月下旬，这支队伍剩下的1000多人在朱德、陈毅领导下，从赣南、粤北开始向湖南南部转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湘南。恰在此时，中共湘南特委正准备发动“暴动”。于是，起义部队在中共湘南特委、宜章县委的帮助下，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即，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不久，部队又秘密撤出宜章县城，隐蔽在乡间，在当地农军的协助下，取得坪石大捷，一举歼灭了反动军阀许克祥的两个多团，第二次占领宜章，并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打下宜章城后，朱德、陈毅等人吸取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深入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的教训，决定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立即赴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发动各地的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由此，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了起来。

　　“湘南暴动”是南昌起义的继续和发展，它给了起义失败后正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一个很大兴奋。在3个多月内，各地以群众武装暴动的形式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一些县、区、乡还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约有100万以上的群众参加了起义。“湘南暴动”中，我军初步形成了正规军和地方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战斗时，起义军与农军统一指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既发挥了正规部队主力军的作用，也充分利用了地方群众武装人多势众、熟悉地形等方面优势，这以后发展成为我军组织、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一种特有形式。“湘南暴动”除了使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获得很大发展外，还使党获得了一批重要干部。我军著名将领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就是在这时，带领当地农军等地方群众武装投身革命队伍的。

　　“湘南暴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惧。1928年4月，湘粤两省军阀集中兵力，派出7个师对湘南进行“会剿”。由于敌我众寡悬殊，为了保存力量，朱德、陈毅决定各县的农军随部队向井冈山转移。4月上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2000余人，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领湘南农军8000多人，由郴县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出两个师进行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了湘南部队顺利地转移。4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朱毛会师”。会师后，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其中湘南农军占很大的比例，主力8个团中，29、33、34、35、36等5个团都是由湘南农军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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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

    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战争武装力量体制的组织形式。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以人民战争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发展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地内动员起来的青壮年群众，分别编入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之中。主力红军，主要任务是打仗，在地方红军、赤卫队以及根据地内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执行跨区域作战任务，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地方红军，是脱离生产的武装，主要任务是在本区域内和赤卫队以及广大群众一起，保卫地方，配合主力红军打仗。赤卫队，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平时除参加生产外，还要参加军事训练，担负站岗放哨、投递情报、防奸防特、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战时担负各种战斗勤务，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地或直接地配合红军打仗，并根据需要，随时编入正规红军。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相结合，既形成了经由赤卫队、地方红军、主力红军的扩大红军的路线，又形成了对敌斗争的整体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威力，共同对敌作战。实践证明，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相结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人民战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