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军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在世界各国中数量最多。但质量差、引用率低，甚至抄袭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很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给人以震撼，对净化理论研究环境、保护创新积极性很有帮助。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们能否因此就否认其他研究成果的质量呢？有价值的成果到底又运用得怎么样？这种理论上的浮躁现象，与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广运用有没有关系？这恐怕是军事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在心里经常想到的问题。

　　古德里安如果只是在《军事周刊》上发表几篇文章，没有对他本人的提拔使用，没有德国军队二战时期的“闪击战”，他的“坦克制胜论”恐怕最终只能呆在书斋里。事实上，由于这一理论在德国的广泛运用，不仅对世界各国军队的坦克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而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战争和军队的基本形态。从战争制胜机理来说，他的“坦克制胜论”可以说是错误的，但这一理论的充分运用引起了军事领域革命性的变化却是事实。

　　福特汽车公司总裁麦克纳马拉1961年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后，以极大的魄力，对军事战略、国防体制和军事管理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也存在一些失误和教训，后人对此提出了不少批评，但他力主的改革却使美军走出了越战后的低谷，重新获得了生机，把美国国防建设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被后任者弥补。这同样是事实。

　　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武器装备初始能力仅达到用户最终能力的60%至80%，就开始生产装备部队，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改进，陆续提供后续批次的能力。美军的“捕食者”无人机即为适例，在设计之初它扮演的只是侦察机的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却具备了监视、侦察和对地攻击等能力。

　　这种不追求理论上的完美而追求实践先行的思维方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追求完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到底哪个更重要？是搞20年才能完成的100%系统理论重要，还是搞2年却有80%的对策马上就能用重要？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军事领域的创新理论进入不了实践，就成了一堆废纸，终究无缘于战场；而创新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则能为军事理论的再创新再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创新比理论创新更重要、更紧迫。

　　更何况，随着信息时代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各国军队军事理论的共享性大大增强，运用外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远比凡事自主创新来得快。这就为实践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美国隐形飞机的诞生，就是著名飞机设计师贝·里奇看到前苏联专家发表在1975年《空军技术》杂志3月号上一篇如何制造隐形飞机的论文后受到启发，从而茅塞顿开，解决了隐形飞机的关键技术难题。事实上，除开那些垃圾成果，在当今军事领域并不乏先进的理论，不足的主要是顺畅的转化机制、实践的精神和勇气。

　　毋庸讳言，下决心将某一创新理论付诸实践要比理论研究本身更难，需要历史机遇、各方面的关系达到一个契合点才能实施。而且，创新、改革意味着破旧，难免招致闲言碎语。任何一项改革，刚开始或还没有开始便有人反对，改革过程中或其后有人提出疑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要考验实践者的意志力了，无论如何，绝不能因为遇上风浪便掉转船头。看准了，展开了，就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有问题可以在实践过程中设法解决，边实践边完善。如果一有疑问或反对的声音，马上就把刚刚开始的改革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好的研究成果又怎么能够真正进入实践，军事领域又怎么能够不断呼吸到新鲜空气，军队的各项改革又怎么能够深入下去？倘如此，非但无益于军队建设，对军事理论研究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损伤也将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相比而言，我们真的不必为那些垃圾成果而烦恼，也不必过分追求创新理论上的完美，倒是真要在运用好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上下工夫。只要真的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运用好了，人们看到创新的价值以后，反而会增强抵制理论研究中不良风气的自觉性。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局面，实现军事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