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半个多世纪前，你若因经济困难借了战友两元钱，并且不久战友就失去了音讯，50多年过去了，你认为还值得苦苦寻找战友还上这两元钱吗？最近，在山东省菏泽市就发生了这样一桩感人至深的故事。老军人薛树勋为偿还在抗美援朝期间借菏泽籍战友张文祥的两元钱，竟然苦苦寻找了半个世纪，演绎了一段诚信守诺的佳话。

　　赴朝之前借钱

　　薛树勋是河南省修武县王屯乡周楼村人。1948年春，22岁的薛树勋在赶集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壮丁。当年，所在部队起义，薛树勋如愿回到了人民的军队里。部队整编后，薛树勋和一个家是山东菏泽名叫张文祥的战士分到一个班里，由于菏泽与修武相距不远，口音相近，两人都有如见家乡人的感觉。张文祥小眼睛，大嘴巴，说话结巴，还常流口水，尽管其貌不扬，但打仗勇敢，干活不偷懒，因此很受薛树勋的敬重，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淮海战役的一次战斗中，薛树勋的腿部负了伤，张文祥跑前跑后，为薛树勋端水送饭。渡江战役时，正在运送炮弹的张文祥被一块飞来的弹片击中了大腿，血流如注。薛树勋一面迅速把衣服撕成布条给张文祥包扎伤口，一面安排担架把张文祥送到了后方医院，为抢救张文祥的生命争取了时间。

　　1951年3月，朝鲜战争爆发前，薛树勋所在的部队奉命从南京移防辽宁省本溪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整训，准备奔赴朝鲜战场。部队开拔在即，战士们群情振奋，一边纷纷写血书请战，一边给家里人写封信，寄些纪念品。薛树勋也不例外，他从1948年被抓壮丁离开家乡以来，已经3年多了，家中还不知什么样子呢。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薛树勋也准备给家里买一点纪念品寄回去，东西早在一个星期前他就看好了，是一个黑色笔记本，一支自来水笔，一对东北山参，另外再拍一张二寸照片。笔记本和自来水笔是送给两个弟弟的，山参是送给父母的。要办这些事情就需要10元钱，而他当时身上仅有8元钱，还差两元钱，怎么办呢？

　　薛树勋首先想到了战友张文祥，因为张文祥不吸烟不喝酒，他的津贴基本上是花不着的。但这是非常时期，要是张文祥也想往家里寄纪念品怎么办？那样不是会让战友为难吗？再说，自己在打渡江战役时救过他，现在自己又是排长，此时向他张口借钱，张文祥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还有，如果张文祥已把钱借给了别人，自己此时再向他借钱，张文祥不好驳自己的面子，再向别人要回已借出的钱怎么办？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不是薛树勋愿意看到的。

　　最后，薛树勋经过反复考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约张文祥出来谈心，问他往家寄不寄纪念品，写没写信？张文祥听薛树勋一说，惊讶地说：“我不认字，从不写信的，树勋，你问这干什么？”薛树勋想说：“我想往家里寄点纪念品，可钱不够，我想借你两元钱。”可话到了嘴边，薛树勋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干笑着说：“没什么。”细心的张文祥发现薛树勋的眼睛老往路边的商店瞅，眉间拧成了一个结，心想，莫非是排长想给自己借钱又不好意思开口吧。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张文祥晚饭后来到薛树勋的宿舍，生气地说：“树勋，咱们还是不是兄弟？”薛树勋说：“是啊，怎么了？”张文祥说：“是，你有事为啥瞒着我？”薛树勋吃惊地说：“我瞒你什么了？”张文祥说：“你当我是傻子啊，你的哪点心思我早就看透了！今天，我把自己这个月刚发的两块钱津贴带来了，反正我也花不着，要是看我是兄弟，你就把它留下，该买什么买什么，部队再过5天就要开拔了，现在买还来得及，要是不认我这个兄弟，我马上走，以后再不理你！”

　　薛树勋一时倒显得手足无措，他两手一摊说：“文祥，我不是怕你为难吗？”张文祥揶揄地说：“为难？我看真正感到为难的倒是你吧！想借钱，又不愿开口，好你个酸秀才呀！”两人顿时笑成一团。薛树勋双手抓住张文祥的手，动情地说：“好，这两块钱我先收下。放心吧，兄弟，只要我在战场上死不了，回来后一定还你！”

　　践诺还钱何其难

　　1952年5月，薛树勋、张文祥所在的部队从朝鲜班师回国，驻扎在位于山东半岛的长岛要塞区。此时，薛树勋和张文祥已不再同属一个团，两人平时很少见面。一天上午，薛树勋抽空来到张文祥的团队，从刚领的津贴中抽出两元钱，恭恭敬敬地递给张文祥，张文祥却说：“你知道，我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根本花不着钱，你先拿着吧！”张文祥反把钱塞进薛树勋的手里。

　　1955年3月，薛树勋已经29岁了，长岛籍的一个战友给他说了一个对象，叫曲素芬，在长岛县某中学教书。有了女朋友，薛树勋显得更忙了，开销也比以往大了许多。经过商量，他们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了春节。正当薛树勋沉浸在即将做新郎官的喜悦之中的时候，却接到了战友张文祥即将退伍回乡的消息。

　　这一天上午，薛树勋来到张文祥的宿舍，寒喧之后，他一面帮助张文祥整理行装，一面情真意切地说：“文祥，咱兄弟在一块并肩作战已经7年，长久的朝夕相处，咱们结下了深厚而纯洁的友谊。现在，你就要退伍返乡了，我真舍不得你走……”薛树勋说着，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又说：“那两元钱以前每次还你，你都说以后再说。现在，你就要退伍回乡了，这次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薛树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两元钱，一下子塞在张文祥的手里。

　　张文祥把钱往桌子上一放，生气地说：“你把我张文祥看成什么人了？渡江战役那会儿，要不是你不顾生命危险把我送到后方医院，我能活到今天吗？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再说了，平时根本用不着钱，这次退伍回乡部队还给了一笔退伍安置费，我更不用愁钱了。而你就不同了，你已经订了婚，年底就要结婚，要给嫂子买衣服，置办嫁妆，还要请战友们客，哪一样少得了花钱啊！”

　　薛树勋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借钱时，我是发过誓要还的。俗话说，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你总不能让我说话不算话吧？虽然我救过你，你也帮过我呀。再说了，我是班长，你是战士，你受伤了，我救你是我的职责呀？文祥，工作是工作，金钱是金钱，你有没有替我想想，你愿意让我做一个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的小人吗？”

　　张文祥见推脱不过，便来了个缓兵之计：“树勋，别说了，我要，行了吧。但不是现在，而是等我退伍回家后，什么时候需要钱，给你写信，你再按信封上的地址把钱给我寄过去，这样行了吧？”说着，张文祥拿起那两元钱，又重新塞进薛树勋的手里。薛树勋还想再坚持，忽然接到通信员报告，说部队有事，让他马上回去。

　　薛树勋一面急急地往外走，一面对张文祥说：“这样也行，可你一定要记住给我写信啊！”张文祥高兴地说：“知道，放心吧！”

　　张文祥从部队退伍以后，薛树勋便苦苦等待他的来信，谁知一连等了几个月，始终不见张文祥的消息。薛树勋急了，便到张文祥所在的团查他的档案，他留在档案上的地址只有“山东菏泽”几个字，很不详细。无奈之下，薛树勋此后多次往当时的菏泽县政府和民政局写信，要求帮忙查找战友张文祥的下落。然而，由于提供的地址不详，每次都如泥牛入海。

　　1964年，薛树勋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7师工作，先后任水库副指导员、三管处副总指挥等职。由于工作不稳定，薛树勋在“文革”中又受到了冲击，薛树勋寻找战友张文祥的事就停顿下来。

　　“文革”结束后，薛树勋重新落实了工作和待遇，受此劫难后，薛树勋更加思念战友张文祥了，迫切希望了解他是如何度过这段岁月的，又先后往菏泽县人事局、公安局打过几个电话，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曲素芬的弟弟从山东龙口到新疆看姐姐，薛树勋又委托他到菏泽找了两次，也没有找到。

　　1983年，薛树勋离休以后，随着岁数的增长，他寻找战友张文祥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并日益变得更加迫切，有时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程度。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同样令他苦恼：真要见了战友说什么？自己信誓旦旦地要还战友钱，可是，30年过去了，却始终没还，战友会怎么看，自己若真想还钱，为什么不亲自往菏泽跑几趟？自己真的忙到连十天半月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吗？当年的工作生活条件那么艰苦，战友把自己一个月的两元钱津贴都全部借给了自己，可这么些年来，自己照顾过战友吗？还有什么脸面见战友呢？再说，自己当时借的是两元钱，现在应该还多少呢？是10元、20元、还是50元呢？这些问题像钻入心底里虫子一样咬着薛树勋。

　　媒体牵线 愿望得实现

　　因为薛树勋是一位战功显赫的老战士，口才好，威望又高，他离休之后，当地的一些中小学便聘他为校外辅导员，让他给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薛树勋也乐得去做。他和学生们讲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但他讲得最多的是他和战友张文祥等人那种生死与共的感情，讲到动情处，薛树勋声泪俱下，台下的学生们也都哭声一片。后来，也许是年纪愈大愈念旧的缘故，薛树勋不仅到学校里讲，在家里给孩子们讲，见了街坊邻居们也讲。凡是熟悉薛树勋的人，都知道薛树勋在山东菏泽有一个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战友，因多年查找不到无法实现自己还钱的诺言，令他十分内疚和想念。

　　这两年，薛树勋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不仅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的老毛病也发作得更厉害了，这更坚定了薛树勋寻找战友张文祥的决心。一天，薛树勋在与战友聚会时又提到了这件事，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找到张文祥，要不然，就要遗憾终生了！”一个老战友给他支招说：“找当地报社帮忙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薛树勋拿出手机，通过“114”查号台终于查到了山东菏泽《牡丹晚报》社的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结果报社不仅答应帮忙，而且指定由该社名记者杜红发专门负责此事。杜红发在电话中告诉薛树勋，他这种有诺必践，苦苦寻找50年就为还战友两元钱的事迹，令报社同仁十分感动，他一定要帮老人找到战友张文祥。闻听此言，薛树勋拿着手机的手有点颤抖，脸也笑成了一朵花。

　　第二天，《牡丹晚报》便以《战友啊，你可安好！》为题，报道了薛树勋急于寻找菏泽籍战友张文祥的迫切心情，并交待了张文祥的相貌特征和借钱的前因后果。报道一刊出，立即在菏泽大地引起强烈反响。杜红发又到牡丹区（原菏泽县）人武部、人事局了解情况，用了3天时间翻遍了所有陈旧档案，终于在档案室角落里、一个快要发霉的档案袋中找到了张文祥的名字和详细的家庭地址。

　　杜红发随即赶到档案中所写的西城区张庄，找到了张文祥的侄子张学平，张学平说他有一个六叔确实叫张文祥，不过早在1995年就去世了。杜红发当天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新疆的薛树勋，并安排他和张学平通了电话。当他得知张文祥一生未娶，早在10多年前就过世的消息后，难过得直流泪：“这怎么可能呢？他比我还小七八岁啊？好战友啊！我这一辈子可没有给你帮上一点忙啊！”

　　原来，张文祥退伍时，父母皆已过世，张文祥便跟着哥哥张文明（张学平的父亲）过。因为张文祥长相差，说话结巴，又满身伤疤，没有找到对象。没事时，张文祥便在饭场上向大伙讲打仗的故事，张学平就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闹饥荒，有人说：“文祥，你的战友有不少当官的，你咋不给他们伸伸手呢。”张文祥总是说：“咱能从战场上活下来就不孬了，给人家添麻烦干啥。”直到因哮喘病去世，他也从没有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战友薛树勋欠他两元钱的事更是从未提起过。

　　薛树勋说，我在张文祥生前没有把钱还给他，现在一定要将钱还给他的后人，要多少给多少。张学平说：“你和我六叔是战友，亲如兄弟，他不要你的钱，我更不能要了。”

　　薛树勋感慨地说：“学平侄，为了寻找你文祥叔，我苦苦寻找了这么多年，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定要将这个心债还了，不然，你忍心让我把这个遗憾带到坟墓里去吗？”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张学平只好同意薛树勋还钱。薛树勋告诉张学平，当时张文祥借给他的是一个月的津贴两元钱，现在，他也要把自己一个月的离休金1800元还给张学平。2006年2月7日，薛树勋通过《牡丹晚报》社将1800元现金送到了张学平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