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笔者来到山东省德州市唯一健在的老红军袁美义的家里，这位曾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多年的老战士，讲述了他几十年的红色征程——

　　1　我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现为旺苍县）一个叫袁家湾的村子里。从小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父亲给地主打长工，母亲给地主看小孩，哥哥在外面学做纸糊匠。我从8岁开始就给地主放牛，成年吃不饱，穿不暖。

　　1933年1月，红军进入了我们的家乡，我报名参加红军。从此，我就踏上了自己的红色征程。

　　参加红军后，我被编在红四方面军红31军军部当通信员。第一次摸到枪，心里高兴极了。但是由于我个子太小，枪太重，训练起来很吃力，特别是训练刺杀时，枪刺经常戳到土里，我被调到后方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

　　长征时，由于当时人手少，伤员较多，所以工作很辛苦。从早上就开始忙着给伤员上药、换药、护理，一直到晚上也不能停歇。有一次，一位同志腿部受伤，连骨头都露在外面，由于当时没有好的止痛药和麻醉药，所以只好自己忍着。我在给他换药时，也是尽量轻点、小幅度地活动他的腿，但他还是疼得骂了起来。我当时感觉很委屈，心想自己一天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要挨骂，就决定不干了。这时医务主任就批评我说：“你在这儿流的只是汗，而这些伤员身上流的不仅有汗，还有血，你的身上有一个窟窿吗？你看看他们的身上，有多少枪眼和刀伤？”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说累了。

　　2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剑门关。在那次剑门关战斗中，有天我的救急包用完了，于是跟着战士们一起和敌人拚刺刀。当时，有一个敌人拿着刀眼看就要刺到我了，突然惨叫一声倒了下去。这时，我才发现一个同志正拿着带血的刺刀站在我的旁边，他笑着冲我点了点头，我才知道是他救了我。

　　不久，我们到达了夹金山。领导就动员大家做好爬雪山的一切准备，要求每个人都尽量买酒、生姜、胡椒等增热驱寒的物品。然后，在风雪中我们沿着先头部队踏成的一条雪道开始前进。越往上爬，空气就越稀薄，呼吸几乎停止了，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空荡荡的好像几天没吃东西；到了山顶，个个又神奇地精神焕发起来；下山时忽然刮起狂风，太阳被一层密密的乌云挡住，昏天黑地，接着一阵急雨，雨中夹杂着冰雹，不一会儿，雨止风停，太阳又恢复了原来的光亮，我们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把那高高的雪山远远地留在后面。终年冰雪不化的夹金山，终于被我们走过去了！接着，我们又翻越盖华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和毛主席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5年11月间，部队一过懋功，接着就过草地。过草地最大的困难就是吃粮问题，在草地8个月中，有6个月没见过粮食，特别是那时的盐巴比金子还贵。从四川带来的盐巴每人分指头大一小块，用布包着，用火柴盒装着。每到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用舌头舔一下，有的红军战士还吃不到盐，身子软绵绵的。

　　当我们还有一天的路程就要到达腊子口时，我突然感觉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前一黑，就晕倒了。朦胧中看到红9军、红30军、红31军的军旗都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可能要永远地留在草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有收容队过来了，只听到一个声音说：“又一个！拿铁锨来，大伙把他埋了吧。”说着拿起铁锨就开始挖坑埋我，“我还没死呢。”我用尽气力说。于是收容队的同志拿来水给我喝。他们问我有没有盐，当时我的兜里还有一点点盐，但那是给伤员的，我舍不得自己用。收容队的同志不容分说，拿出来兑上水，说：“你现在就是伤员！”接着，又给了我两个菜头。就这样，一碗凉盐水、两个菜头就救了我的命。在他们的搀扶下，我终于走出了草地。

　　3　抗战时，我被改编在八路军第129师，我们的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那时我就在师部任卫生员。1938年10月，由于我工作积极，领导就安排我到卫校学习一年多，毕业后不久我被调到师部。那时，邓政委身体很好，刘师长因为有一只眼睛是假的，我要每天去给他换药、洗眼，他们对我都很亲切，也很信任。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跟随刘邓首长一起转战南北。我在129师师部当医生，当时我们的师部在太行山。由于日本鬼子离我们很近，我住的那个村庄叫赤崖村，村西不到500米远有一道小河叫清漳河，在那里，我每一天都能见到刘邓首长。有时候我们走一个对面，他们总是笑呵呵地跟我握手，并让我好好保护身体。

　　在这以后，每次战斗我都在救护所里救护伤员，可是敌人的炮火往往打到我们救护所，我们医务人员也有负伤的。1944年11月我们在河南林县东窑镇打仗，我左眼负伤，二等乙级残废。直到1946年3月才在河北省邢台医院开刀取出弹片，换了一个假眼。

　　1950年，我们又改编到青岛海军基地，我分到威海巡防区卫生所当所长。第二年，又把我调到石岛巡防区当所长，一直干到1955年。

　　4　1955年5月9日上午8时，管理股长叫我去领转业补助金，一共是357元4角8分。领回后，我左思右想心里很不是滋味。自从1933年参加红军，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鬼子拼了几十年，我没有离开过首长和战友们，可是今天离开了他们，我心中非常难过，真难受到极点啊！

　　但是，既然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就坚决服从。就这样，我于1955年5月离开部队来到了德州。德州市各级领导对我非常关心，民政局张干事还经常来看我，问长问短，只要我提出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所以我很感动。那时，我看政府各单位的同志工作都忙，机关学校生活上还是很困难，我想，我得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我在织绳厂做了4年的支部书记。同时，我还到各个单位、学校给他们作长征报告，一直到1985年，我共作报告369次，时间长达687小时，听讲人数将近9万人。

　　如今，我已经是91岁的老人了，当年和敌人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是现在每每回想起来总觉得历历在目。

　　后来，我先后把儿子、孙子也送到了部队。现在，我的孙子袁飞也是空军一名连级干部了。每当看见他，我就觉得骄傲，好像是我红色征程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