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省瑞金县（今瑞金市）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即贡水）以北集结完毕。17日，从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拉开序幕。

　　今年6月，记者来到江西，采访到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长征故事。

　　满门忠烈知多少

　　长征路，是一条奉献之路、牺牲之路、流血之路。据史料记载，长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行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献出生命。

　　在于都县，长征前有1.6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有1万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没有留下名字就有1000多名。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向贵家就有3位烈士。他小的时候，从不敢问母亲“我的外公在哪里”，一问，母亲就流泪。家里3张烈士证书上，牺牲原因全是“北上无音讯”，不知道是如何牺牲的，更不知道牺牲在何地。

　　今年6月1日，袁向贵作为组织者，也作为烈士后代，专程到广西湘江边上祭奠亲人。他在致词时，眼含热泪。他把从家乡带来的白酒、纸钱、豆子3种祭品，端端正正放在祭台前，向牺牲在这里和可能牺牲在这里的红军亲人下跪祭拜：“外公，外孙来看您来了！我来迟了……”说完，就泣不成声，所有的烈士亲属都泣不成声。这一切，深深感染着在场部队官兵和少先队员，纷纷大声喊道：“红军爷爷，我们来看您来了，看您来了……”

　　在瑞金市七堡村，记者了解到8位兄弟烈士的故事。这条线索是从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上获悉的，报道的标题是《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地点在下肖区七堡乡（现改为村）。记者问了很多老表，无人知晓。接着，记者找到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他对记者说，10年前他调查过，确有其事，那时村里老人都记得，8位兄弟当红军时，其父还有重病。后来，8兄弟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都无后代。满门忠烈，却无名无姓。

　　没找到8兄弟的家，记者意外地采访到兄弟俩当红军的一家人。当红军的哥哥叫杨衍锠、弟弟叫杨衍月。长征半年后，跟随毛主席的弟弟负伤回来了，但哥哥杳无音信。全家人等啊等，一直等到1983年，民政部门给他家送来一张“烈士证书”……

　　红土地为什么这么红，是因为泥土中洒下太多烈士的血。在全国著名的“烈士县”——兴国县，每一公里长征路都长眠着一位兴国籍英烈。在烈士纪念馆的回廊上，镶满了2.3179万名红军先烈的名字。因烈士太多，名字都是按镇按村排列的，很多是满门忠烈。走进庄严肃穆的纪念馆，马前托孤、过雪山等英烈群雕令人震撼。

　　“为什么红军的吸引力这么大？”94岁的老红军刘家祁答道：“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啊！我在瑞金见过七八次毛主席，毛主席穿的跟我们一样，吃的跟我们一样。开大会时，我们蹲在地上吃饭，他也是蹲在地上。红军纪律还特别严。老百姓啥时见过这么好的部队？国民党就不一样，啥坏事都干。那时天天都有红军牺牲，天天有人参加红军。”

　　人民是胜利之桥

　　昨天，记者到达于都县城，今天本来要赶路，却被很多感人的故事留住。

　　1934年10月16日，8万红军集结在雩都河以北地区。17日傍晚，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当时，送行的人山人海，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来到各个渡口，与红军依依惜别。

　　在渡河前，当地政府和群众无私支援红军。一是组织县属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牵制阻击敌人，封锁消息，肃清敌探。二是把最好的房子让给红军居住，把家中仅有的鸡蛋、衣物、鱼肉送给红军，还帮助红军洗衣服，补鞋帽。三是组织运输队随军出征，仅挑夫就有数千名，许多随军运输队员在长征中牺牲后，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雩都河上有20多户渔民，都姓李。渔民们把所有渔船集中起来，彻夜送红军过河。16日是重阳节，渔民还把过节吃的炸米果送给了红军吃。今天，送红军的老船工大多不在了。在于都县城，记者找到老船工的儿子李明荣，他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送完红军后，怕敌人迫害，所有渔民带上老人孩子一起逃亡，从此离开祖祖辈辈打鱼的河流。直到1949年，才回到家乡。15年背井离乡的日子，有多少辛酸的故事，父亲从未讲过。

　　过河需要搭桥，很多老表把门板、床板都拿来了。一位曾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献出来，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

　　当时，部队领导还利用这件事向大家进行宣传教育，号召红军战士向根据地人民学习，并对捐献材料的群众给予适当报酬。但群众拒绝接受任何报酬，红军只好把征集的材料清单告诉工农政府，请他们做工作，把钱转交给群众。

　　记者寻找曾大爷的后人，打听其真实姓名，找了许多人，都没找到线索。他们讲，于都县姓曾的很多，时间也太久了，很难找。县博物馆的一位同志曾专门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想一想，曾大爷的名字毋需打听，他的名字应叫“人民”。人民，就是红军走向胜利之桥。

　　长征时的“红嫂”

　　红军长征之后，在反“围剿”中受伤的红军伤员怎么办、他们藏在何方、谁照顾他们？记者在瑞金、于都、信丰沿长征路采访时，发现不少线索。据史料记载，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留下约7000名伤员。经过治疗，有一半左右出了院，补充到独立师、团，还有一半疏散到群众家中，有些要转移到外地隐蔽。

　　于都县砂星区是当年保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的模范区。记者在博物馆找到这样一份资料，上写道：这里的群众“很热烈供养伤员，竞赛宰杀鸡子和××（字迹不清）与他们吃，好似招待客人一样。”群众们给伤员每3天洗一次澡；每个人都有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代替；伤员们都有一副担架，准备4个人抬，一有危险，能及时抬着躲避。

　　其中，刘发娣老大娘家就住了12名。遗憾的是刘大娘已经去世，记者找到了她的儿子、81岁的朱绍明。他对记者说：“我父亲是红军烈士，我母亲对红军的感情特别深。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但还记得一个红军伤员的名字，叫朱家才。母亲把伤员藏进地窖，吃饭时，悄悄送进去。一年后，有10名伤员基本上能行走了。我们家有6个孩子，要照顾12名伤员，还要种地，我母亲非常辛苦。”母亲是如何辛苦的，他已讲不出多少细节。

　　记者跟着朱绍明的弟弟朱绍材，从镇上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徒步走了30分钟，找到当年藏红军伤员的地窖。地窖在不高的山坡上，已经倒塌，上面长满灌木和杂草。站在山坡上记者在想，在如此艰难的日子，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发娣老大娘独撑这个特殊的家？应在此立一座碑，上写：“这里曾生活着一位伟大的红军母亲！”

　　继续采访，发现可立碑之处很多。于都县当年有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庵山。红军伤员钟家瑶、刘义才和钟桂春，就藏在杨大娘家旁边的山洞里。

　　杨大娘的儿子赖芳盛已参加红军，只剩下一个6岁的小孙子。当时，家里只剩下一担半谷子，杨大娘每天让红军伤员吃上一顿稀米饭，而她和小孙子顿顿用红薯和芋头充饥。为使伤口尽快好转，杨大娘经常上山采中草药。后来，这3名伤员全部痊愈。遗憾的是，庵山依旧，因修建水库移民，记者已无法找到杨大娘及其后人。

　　到信丰县油山镇上乐村，记者终于找到了一位健在的老大娘，今年93岁，叫郭莲花。据群众介绍，她是赣南游击队的交通员，经常照顾红军伤员，她的丈夫林毓亮也是红军烈士。采访时，郭大娘只能说两个字“知道”。当年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已没有力气说了。面对军人，老大娘的笑容依然是那么慈祥。

　　长征路上的生死传奇

　　长征路上有很多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你沉思与回味。

　　记者在于都县城，采访到两位走完长征路的老红军，一位是90岁的钟明，另一位是98岁的曾福祥。钟明在长征路死过3次，却神奇般地活了过来。有一次子弹打穿了他的头，还有一次敌人的炸弹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爆炸，却没有炸死。他抖抖身上的泥，继续战斗。就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却谦虚地对记者说：“不要写我，我的贡献不大。”

　　曾福祥是红三军团10团1连机枪手，长征路上，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多少，他记不清了。有时边赶路也要边打仗，土城战斗、夺泸定桥等都参加了。“机枪手是敌人重点攻击的对象，你负过几次伤？”“从来没有，我打一梭子换一个地方，敌人根本打不中我。有时子弹像下雨一样，也下不到我身上。打娄山关时，天上有好多架飞机，地上又有许多敌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还抓到了许多俘虏。”说到这里，老人开心地笑了。

　　他还端着刺刀、挥着马刀与敌人进行过白刃战，也没负过伤。长征途中，只在过草地时患过胃病，不过7天就好了。在曾福祥身上，红军的机智勇敢得到完美体现。

　　战功卓著的曾福祥，还有更完美的地方，从不向组织伸手。他的儿子和儿媳中有3人是环卫工人，女儿也下岗了，他不向组织要照顾。记者采访他时，看到他家也十分简陋。他说：“想想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我满足了，子女的事要靠自己。我对他们讲，没有饭吃就来我家，我有工资。”他乐观豁达，这么大年纪，还每天坚持走路3个小时。

　　还有一位传奇老红军是谢宝金，虽然已经去世20年，但他的故事仍然被老百姓传颂着。他1932年参加红军时已36岁，有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当了红军，二儿子是红军团长，在兴国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刺刀挑破肚皮，露出了肠子，没有药治就牺牲了。长征途中，这位身高近1.9米的红军，有项特殊使命，和战友一起抬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后来，全连牺牲得只剩3人，他一个人背69公斤的发电机，从过草地一直背到延安。途中，他还救过很多战友。

　　这些故事，记者是从谢宝金的孙子谢华元采访到的。谈起爷爷，谢华元眼里闪着泪花：“我爷爷生前有一条家训，不能向组织伸手。我曾跟爷爷两次到北京，都是部长将军亲自接待。他当年的战友，职务最低的也是厅长。我爷爷在乡供销社割了一辈子牛皮，直到76岁才不工作。我们家的孩子他从没安排一个人的工作。我爷爷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本栏责任编辑/吴维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