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指出："我们制定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是一个有科学含义的、相互联系的完整方针，是德才兼备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干部"四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革命化，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知识化，主要是指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专业化，主要是指干部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以及领导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年轻化，主要是指干部应当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胜任繁重的工作。革命化是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灵魂，它决定其他"三化"的方向。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才能的表现，是"四化"中的关键因素。年轻化是载体，它是实现知识化、专业化和增强干部队伍生机和活力的物质基础。革命化离不开专业化和知识化，否则革命化就会变成"空头政治"，无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多么正确，都无法落到实处。

　　看干部，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

　　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确立了选拔军事人才的根本标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全面掌握，不可偏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化与其他三化是并列的、对半开的。"革命化"在"四化"当中处于首位，它是干部才能得以正确、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的基本保证，是选拔干部的先决条件。《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第三条第二款指出：任免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多次强调：看干部，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在选拔军事人才时，无不把"德"作为首要条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才的品格。《周易·坤卦》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孙武论将，以德为首，提出立之以"五德"（智、信、仁、勇、严）戒之以"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的将德标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总结前贤治国安邦的经验时，对选拔使用人才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本，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美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膑在选拔将领时，十分重视思想品德，他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 外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选拔军事人才也是注重思想品德的。西方国家军队的道德规范，普遍以坦率、真诚、忠诚、团结、勇敢、坚毅、正直等作为行为规范。例如，美军关于战时道德操守《军人行为准则》中，对道德内容就规定：军人要为美国及其生活方式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决不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决不自愿投降；决不向敌人告密，决不出卖伙伴；决不背叛国家等等。美国的魏德迈说："素质意味着忠心耿耿。除非一个军官有素质，否则他就无法使士兵爱戴他、尊敬他。" 美国著名将领麦克阿瑟十分重视军人的精神作用，他将美国军人精神概括为"职责、荣誉、国家"6个字。二战期间，马歇儿将军曾问艾森豪威尔，在挑选指挥官时最看重什么，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毫无疑问，无私。"前苏联什捷缅科在《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中，谈到统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时说："统帅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充沛的精力、崇高的品德。统帅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率领群众的能力有着重大意义。我认为，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是统帅的品德。" 政治路线确立了之后，就由人来贯彻执行。军队是一定阶级及其政党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这个工具是一定阶级通过自己在军队中的领导人，尤其是中高级军事指挥人才来实现的。在他们当中，大多手中掌握着统领千军万马的兵权。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握兵权？事关军队政治性质的根本问题，事关军队是否能掌握在本阶级忠实可靠的人手中。西方国家虽然标榜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其实他们在军队人事问题上的政审是非常严格的。如美军提拔军官，查历史从中学查起，在中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反政府的言行，若有反政府言行的则不能当军官；还要查个人及配偶的生活作风，看其有没有人品、人格、作风上的问题。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和国家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尚且非常重视精神教育，运用各种手段从政治上控制兵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更要讲政治，选拔人才必须把政治素质放在首位，所选的军事人才必须听党的话，在政治上永远合格。政治上不合格者即使才能再高，年龄再合适也不能选用。邓小平在讲到革命化在军事人才素质中的重要性时说："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 江泽民也始终坚持要把政治素质放在军事人才素质的首位，他指出："我们选人用人育人都要以革命化为前提。我们讲的革命化，最主要的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军面临能不能经受西方国家对我"和平演变"的考验，能不能经受市场经济"灯红酒绿"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选拔干部强调"革命化"更具有现实意义。一个干部如果在政治上把握不住自己，对自己肩负的重大工作责任得过且过，在大是大非面前明哲保身，把党的宗旨、原则和中央的要求置之脑后，久而久之，很难经得住各种香风毒雾的侵蚀。近些年来，个别中高级干部工作能力不算差，但他们不注意学习、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为了金钱不惜出卖军事情报，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教训十分深刻。1999年7月，江泽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选人用人，必须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坚持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思想政治素质是干部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思想作风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接好革命的班，才能保证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实可靠的人手里。"

　　"革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它是由党和军队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对"革命化"的内容进行了具体、全面的阐述："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江泽民对"革命化"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并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对军队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强烈的革命事业性；具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能够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具有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以身作则、严守纪律等优良品质和作风，等等。

　　选拔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

　　年轻优秀军事人才，是军队建设事业的希望。唯有年轻优秀军事人才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保证我军建设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江泽民指出："选拔、培养和教育好年轻一代军队干部，是全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衡量我们思想政治建设搞得好不好的一个主要标志。从全军各部队中选拔培养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是我军建设后继有人的可靠保证。"

　　"年轻化"是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军事人才的体力素质和智力素质，与其年龄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一定的年龄，反映了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所处的状态。人才学界曾对世界上杰出的1249名科学家的1928项重大科研成果进行了剖析，从中推算出科技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在25岁至45岁之间，其峰值年龄在37岁左右。军事人才也有一个"最佳年龄区"，由于军事人才要担负行军、作战指挥等特殊任务，其"最佳年龄区"要略低于其他人才群体。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在中青年时代就大有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任大陆军总司令时只有43岁，拿破仑晋升少将并任内防军司令时仅26岁，前苏联元帅朱可夫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时才45岁，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才34岁，刘伯承在讨伐军阀吴佩浮的战斗中被誉为川中名将时也只有30岁。我军在战争年代，干部的年龄普遍比较年轻。红军时期，军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二十八、九岁，师团干部的平均年龄二十四、五岁。抗日战争时期，军职干部的平均年龄三十三、四岁，师职干部的平均年龄大约三十一、二岁，团职干部的平均年龄大约二十五、六岁。解放战争时期，军职干部的平均年龄36岁左右，师职干部的平均年龄32岁。科学、政治、军事人才成长的规律反复证明，青年和中年时期，是各类人才趋于成熟和大展宏图的黄金时段。"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选人当选其精力、体力精强之时。因此，我们要对年轻优秀人才一定要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尤其要勇于破格提拔，让他们担当重任，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激励广大年轻干部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在各自的岗位上形成万马奔腾的生机与活力。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迎头赶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高新技术的年轻优秀军事人才。江泽民对军队年轻干部充满期望，他深切地说："能不能解决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是对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年轻干部有知识、有文化，朝气蓬勃，是我军建设的未来和希望。" 年轻优秀军事人才有朝气、有活力、精力充沛、具有现代科技知识、富有创新精神、业务能力强，把这样的人才选拔上来，我们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大有希望。三国时的东吴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发展，先胜曹操于赤壁，后胜刘备于夷陵，就在于它敢于选用年轻优秀人才，使他们最高层领导集团始终充满朝气，从周瑜、吕蒙到陆逊，都是比较年轻的将帅之才。邓小平晚年曾殷切期望："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

　　然而，目前选拔干部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如论资排辈、轻视知识、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还在起作用。我们一定要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从事关党、国家和军队兴衰存亡的大局出发，把选拔年轻干部作为大事抓紧抓好。要解放思想，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人才观，打破旧框框，采取超常措施选用新人，坚决同一切压抑年轻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人事制度。

　　当然，选拔干部要求"年轻化"，也不是越年轻越好，把"年轻化"等同于"青年化"。选拔人才要重年龄而又不唯年龄，既要年轻更要优秀，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干部"四化"方针。

　　为选拔培养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我们要按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建立科学规范的军队后备干部工作机制，使后备干部的条件和资格、数量和结构、选拔方式、培养途径、使用管理等规范化、法制化，不断推进军队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要熟练掌握现代战争指挥艺术

　　知识化和专业化是一个干部的才能表现。它既是构成人才素质的基本要素，又是促进革命化升华的重要条件。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在选拔干部时，都非常注重才能。毛泽东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邓小平强调："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江泽民指出：选拔军队干部"主要是看两条：第一条是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第二条是业务上的要求，就是要有能力，包括有知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领导才能。"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岗位和层次，对"才"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选拔的军事人才，不论从事何种专业，都要求精通本职业务。由于专业的不同，对于才的深度和广度要求也不同。如技术性强的军事人才，要求才能的深度向纵向发展；综合性强的军事人才，要求才能的广度，向横向发展；战略家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吞吐日月的宏伟气魄，谋略家需要有善变机敏的头脑和料事如神的智慧，战术家需要有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以变制变的本领；等等。选拔指挥干部时，江泽民还特别强调要选那些掌握军事技术、懂得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人才。他指出："要突出抓好各级指挥员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熟练掌握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建军治军骨干。"

　　选拔指挥人才，要看他是否具有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熟练掌握现代战争指挥艺术，要以一定的科学文化为基础。一般说来，军事人才科学文化水平越高，其发展潜力就越大，掌握和接受新知识就越容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拥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高科技知识的军事人才，将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已经成为高素质军官队伍的第一个特征。军事指挥人才只有具备了广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才能领导军队实现现代化，指挥军队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美军虽然选拔指挥军官在学历上并没有具体的要求，但其中高级指挥官一般仍从具有硕士以上学位者中选用。如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第3机步师师长布朗特少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专业的硕士、骑兵第1师师长彼得森少将是工商行政管理硕士、第4机步师师长奥迪诺少将是核工程理学硕士和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专业的硕士，而101空中突击师的师长皮特里斯少将更是持有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曾是西点军校国际关系教授。因此，我们选拔师、团级指挥人才，一般也要选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干部，并逐步扩大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选拔学历高的干部进领导班子，并把它作为一条选拔指挥干部的"硬杠杠"确定下来。

　　选拔指挥人才，要看他是否掌握了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是否具备了指挥联合作战的能力。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代战争却不同了，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现代战争指挥员必须具备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军事理论水平；必须掌握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不仅要了解和掌握我军各军兵种专业知识，而且要了解敌方各军兵的情况及武器装备的性能；必须具有指挥联合训练、作战的能力。从近期发生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来看，现代战争各军兵种高度合成。因此，要求指挥员不仅要熟悉指挥本军兵种合同训练、作战，而且要指挥各军兵种合同训练和作战，尤其要懂得信息战和会操作C4ISR指挥自动化系统。因此，在选拔指挥干部时，应注重考察其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和高科技的情况。

　　选拔指挥人才，要看他是否具有领导信息化部队建设和指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一种崭新的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应运而生。信息网络化直接导致了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空前地提高了军队的信息战、网络战能力，数字化部队建设已开始成为发达国家军队建设的重点。世界各国军队都朝着信息化建设方向发展。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主要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情报支援系统（即侦察、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和电子战武器系统，由这三者构成的信息作战系统将对战术和战役法产生深远影响，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特性。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人们看到了信息、信息系统和信息化装备的巨大作用。战争实践证明，胜者拥有制信息权，可自由获取和利用信息，凭借信息优势使物质和能量发挥了超常的作用；败者没有制信息权，其信息流被切断，无法获取和利用信息，在战场上无法使物质和能量转化为实际战斗力。美军认为，信息是战斗力的倍增器，是制胜的关键、本钱和王牌。为此，美军把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作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不仅要求官兵掌握传统军事作战技能，更要求他们熟悉现代信息技术，以便有效地开展电子战、网络战、心理战等。因此，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我们选拔的指挥人才要能够领导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指挥信息化战争。

　　选拔指挥人才，要看他是否具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实践经验。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预测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亲和能力等，都是军事领导者必备的基本能力，现代作战指挥艺术并不是以上基本能力的简单"混合"，而是"化合物"，它较之以上八种能力，层次更高，内容更丰富，作用更大。良好的现代战争指挥艺术，需要在军事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知识、见识、经验和智慧可以转化为人的能力，但只有通过人的生理素质的作用，特别是人脑这个加工厂的加工；并在后天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锻炼、提高，才有可能综合起来融化为人的现实能力，特别是将帅的特有的现实能力，即军事决策能力、谋略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和治军能力。而知识、见识、经验是形成能力的基础，智力在能力形成过程中起催化作用。一个人积累的知识越多，见识越广，经验越丰富，那么，他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就能力越强。像赵括、马谡这样仅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是不行的。如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和英国就选拔了富有实践经验的四星上将弗兰克斯担任联军总指挥。弗兰克斯参加过越南战争，先后在得克萨斯州、韩国、德国和五角大楼供职。

　　选拔指挥人才，要看他是否具有训练和管理部队的能力。组织部队训练和管理部队是指挥人才最基本、最经常的两项军事实践活动。军事训练，是军人学习和掌握军事技能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基本实践活动。它是战斗力生成和发展的要素，对战斗力的生成和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靠训练，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作风，要靠训练；提高指挥员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也要靠训练。管理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军队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控制力，它渗透于军队一切活动之中，一切军事行动都有赖于严格科学的管理工作来保障。科学管理出战斗力。军队战斗力诸要素中，主要是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的结合，而人、物及其结合都离不开科学管理。管理得越好，战斗力就越强。反之，管理得不好，就会流弊丛生。

　　选拔指挥人才，应多从优秀的专家、学者中选用。在21世纪的军事斗争中，面对"博士领导的新军事革命"和"硕士指挥的高技术战争"，最好的对策，莫过于让优秀专家、学者进入我军各级领导班子。从富有实际组织领导工作经验的军事人才中逐级选拔中高级领导干部，是我军的传统做法。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武器装备科技含量的不断增加，部队领导班子中清一色的经验型、实践型人才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选拔一批文化水平高、懂科技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班子，积极稳妥地推进部队领导班子知识化、专家化，努力实现由经验型决策向科学型决策的转变，是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前军事学院院长古德帕斯特、前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等，大都拥有各种学位，在学术界也颇有名气。他们在决定美国军事决策和战略走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选拔具有领导才能的专家、学者进领导班子，参与决策和指挥，无论对于我军平时圆满履行职能，还是在未来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德才都不是抽象的，要着重看实绩

　　注重实绩，这是我们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之一。干部的实绩，是在履行职责中创造出来的成绩，即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实绩是干部德才的集中体现，是他们的思想、品德、知识、才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同时，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客观性和可比性。江泽民指出："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具有真才实学和开拓精神，这些都是基本要求。但'德'和'才'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符合'德'、'才'标准，既要看本人的素质，更要看工作实绩。" 从本质上说，把工作实绩作为考察干部的主要依据，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干部工作中的体现。

　　选拔军事人才注重实绩，与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是一致的。以实绩作为选人的主要标准，就是要考察干部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科技兴训，在军事训练、科研、教育和管理等工作中，是否做出了成绩和贡献。一个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克尽职守，认真履行职责，踏踏实实工作，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实绩，这本身就反映了他比较符合干部"四化"要求，表现了这个同志的德与才在工作实践中的有机统一。所以，重实绩，也将更加有助于教育和鼓励年轻干部按照"四化"要求，努力在工作实践中锤炼和塑造自己，并立足本职，锐意进取，大胆创新，艰苦创业，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多作新贡献。

　　注重实绩，有利于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拔人才机制，有利于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实绩本身的客观性，是最公正的"评论员"，在它面前，干部德才的优劣，能力的强弱，潜力的大小，显现得比较清楚，群众也自有公论。"实绩"好比一面镜子，可以比较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一个干部的基本面貌。按实绩选拔人才，那些跑官要官，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人就没有市场了。注重实绩，择优选人，在广大官兵中蕴藏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极大地激发出来，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年轻人才就会脱颖而出。

　　一个人是否有实绩，既要看成果又要看工作过程，还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主要是看广大官兵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衡量实绩，还要注意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和地区的不同情况。由于干部的工作性质、工作岗位和所处客观环境不同，其实绩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也不同。因此，看干部的实绩不能脱离他们的工作实际和客观条件，拿一个模式去套。应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从多方面进行比较鉴别。一要正确处理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的关系，实行两者的辩证统一。实绩的取得，首先取决于干部的主观努力。但一个人的作用发挥得大与小，往往受单位的基础、领导的支持、同级和部属的配合、环境的优劣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这要进行正确的区分。二要正确处理个人实绩与集体成绩的关系。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就决定了一个单位的成绩，既有班子集体和广大官兵共同努力的整体成绩，也有班子成员个人的成绩。特别是在一个领导班子中，看实绩既不能在成员之间搞平均主义，又不能把集体的功劳都记在一个人身上。一项成绩的取得，要看主意是谁出的，工作主要是谁抓的，起主导作用的是谁。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努力程度与其创造成绩的有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全面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三要正确处理对上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从党的性质和我军的使命上看，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是一致的。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既要体现对上级负责，看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完成得如何，又要体现对群众负责，看是否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是否符合广大官兵的根本利益，为群众所公认。要注意警惕和鉴别个别人为了个人利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图虚名、不务实效，或者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四要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既要把能看见、摸得着的成绩作为衡量实绩的重要方面，也要注重把打基础、管长远的潜绩纳入衡量标准；只要是部队建设和官兵需要的，不论是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紧迫问题，还是抓那些影响深远的基础性工作，都是政绩。五既要看干部在任内做出的成绩，又要看前任留下的基础和起点。有的干部在先进基层单位任职，往往容易取得成绩，并得到上级机关的认可。相反，有的干部在一个基础较差的单位任职，尽管能力很强，工作也很投入，但在初期成绩常常难以显露出来。

　　在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

　　准确考核评价干部，是选拔好干部的前提和基础。除了平时考核、定期考核、晋升考核和随机考核等考核外，更要注重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江泽民指出：不经过若干风浪的考验，很难识别一个干部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看准了的好苗子，一定要放到重大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第一线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和识别干部。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十分注意他们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特别要注意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政治风浪中经受不住考验的干部，不能提拔使用。他还说："对于在关键时刻能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积极贯彻党中央的决策，坚决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动乱暴乱作斗争，其他方面表现也好的优秀干部，要大胆起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立场的人，在重大是非面前抱'骑墙'态度的人，弄权渎职、贪污受贿的人，都不能留在领导班子内。"

　　人才难得亦难识。"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 "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知人之难，良莠难分；知人之难，贤佞难辨。"有的人貌似温柔贤良而实际虚伪奸诈，有的表面上谦恭而心里却想骗你，有的外表上很勇猛而实则却怯懦，有的虽然卖力干事但并不是真心。怎样来识别人才呢？我国古代总结了许多好经验，其中《选将》篇中具体指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就是说，以提问答辩的方式察其知之多少及其应变能力；用间谍之计试其是否忠诚；以明知故问之法察其有无隐瞒德性；使其理财以试其是否廉洁；以美色试其贞节操守；告之以危难之情以观其是否真正勇敢；使之以醉酒看其是否失态。应该说，这"八征"中有的不可取，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全面的考察方法，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对我们现在识别和选拔人才有借鉴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依靠过去的老办法考核干部，已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

　　在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是我军在长期的干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做法。战争年代，我军主要是靠打仗来培养人才和识别干部。指挥员是否能攻善守、是否多谋善断，都是经过作战行动来认识和判断的。在和平时期，我军仍然十分重视在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各部队充分利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等关键时刻考察干部，特别是在"唐山大地震"、"进京戒严"、"扑灭大兴安岭森林火灾"、"98抗洪"、抗击"非典"等斗争中，参加部队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利用这些机会，深入一线实地考察了解干部，发现了一批在关键时刻表现突出、过得硬的优秀人才。

　　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能够看清干部的真实情况，发现真正的人才。通过平时部队日常的工作、训练，对干部的各方面素质进行考察，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方法。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局限，干部的一些深层次素质有时难以表现出来，对干部潜在能力的认识和评价，带有分析和预测的成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关键时刻，对干部的各方面素质都是一个严格的检验，一个人品质好差、素质高低、能力强弱，这时候会看得真真切切。实践证明，关键时刻是检验干部的"试金石"，只有经得起关键时刻考验的干部，才是真正的人才。

　　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能够验证平时对干部的看法，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实践是锻炼干部的根本途径，也是检验干部的唯一标准。一个干部行不行，客观实际的评判最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平时对干部的考察了解，由于领导或考核人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或由于衡量干部的尺度不同，有的甚至受说情风、关系网等不正之风的影响，对某一个干部的看法不一致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在经历了诸如"98"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后，许多部队领导感到，平时对干部的一些抽象标准在关键时刻就变得具体了；平时对一些干部表象化的认识，关键时刻深刻了；对平时认识不够一致的干部，关键时刻看法容易统一了。

　　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主要是看讲政治、顾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和牺牲奉献意识强不强。军队执行重大任务和遇到突发事件，执行的每一个命令、指示，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全局性。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干部必须讲政治、顾大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犹豫观望，甚至见风使舵，或者阳奉阴违。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就能从行动上看出，一个干部是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不是坚定地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叶剑英在粉碎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的时候"吕端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还能看出一个干部有没有勇于牺牲和奉献的高尚品德。2003年4月，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命令，从全军各大单位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支援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这次紧急选调医护人员，许多同志踊跃报名，积极争取，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关键时刻，干部面对公与私、生与死的考验，是冲锋在前，还是退却在后，最能反映出一个干部的思想境界。

　　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干部，要看干部遇到突发事件时，有没有临机指挥和应变处置能力，有没有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突发事件具有突然性、偶然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往往在没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没有得到上级领导和组织指示的情况下，需要果断决策、指挥、处理，这时候就能看出干部把握政策、统揽全局、科学决策、灵活用兵、果断处置等综合能力素质。面对突发事件的险恶环境，是从容应对、指挥若定，还是茫然失措，乱了方寸，影响战斗行动；面对巨大压力，是勇于承担风险，还是左顾右盼；面对困难和挫折，是不掘不挠，勇往直前，还是精神颓废，这些都是对干部的最好考验。（卫宗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