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运筹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大计中，不仅始终把人才问题摆到"兴军之本"、"第一位"、"根本大计"、"长治之策"的战略地位，而且多次用"当务之急"、"迫切任务"、"刻不容缓"、"紧而又紧"这样的词句，强调培养人才的时代紧迫性。这是进入21世纪我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所决定的，是军事人才成长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我军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现状所决定的。 军队现代化越发展，对高素质人才需求量越大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军队作为从事战争的武装集团，其知识含量越来越大，人才密度越来越高。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由于战争形态的变化，军队将成为人才密集型群体。正因为如此，江泽民深刻指出：军队现代化建设越发展，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需求量就越大。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现代军事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我军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类技术时代形态和战争形态的根本变革，都伴随着军事人才内涵与外延、素质与数量的深刻变化。在游牧时代和农业时代，"肉搏"是战争的基本形式，人的"蛮力"与智谋对战争进程与结局起决定作用。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主要作战力量是倾泻大量钢铁的机械化重兵集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进入战争指挥决策圈，知识而非"蛮力"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在进入21世纪的信息时代，信息将成为战争行为的基础，知识在战争中的作用将更加凸现，拥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高科技知识的军事人才，将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宰。信息时代，要求军队成为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的群体。未来的军官不仅应该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其中大部分还应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未来的士兵也要掌握高科技知识，其中相当一部分应当受过高等教育。总之，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未来的军事人才应当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群体，他们的素质必须出类拔萃。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进入信息时代，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是信息。信息战是以争取使用和控制信息为主要内容，以信息化武器装备和系统为主要手段的高技术战争。不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不掌握高科技知识，就无法使用信息化装备，驾驭信息化战争。第二，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涉及的作战空间大，参战军兵种多，是陆、海、空、天、电、网一体战，指挥协调复杂。要求军人特别是指挥员具有广博的知识、综合的技能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而全方位、全时空的全维式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则是综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核心所在。第三，信息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作战节奏快速，战机稍纵即逝。而信息技术本身不会自动提供先进的作战思想，必须靠富有军事创造力的大脑去研究判断，思维的敏锐性、灵活性、创造性和科学、果断的决策能力成为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 信息时代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呼唤着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群体，对新型军事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他们主要是：集科学文化知识、军事高科技知识和专业知识于一身，精通作战理论，掌握高超联合作战指挥艺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指挥人才；知识广博，又是某一领域专家，富有谋略和真知灼见，具有超前思维能力的参谋人才；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精湛的操作技能和丰富的军事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能紧跟时代步伐，突破传统作战思想束缚，思路开阔，预见和创新能力强，理论功底深厚的军事研究人才；知识渊博，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传授知识能力的军事教育人才，等等。 我军人才素质的差距是带根本性的差距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军人才队伍建设迈出了历史性步伐，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目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占近80%，其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40%，多数经过院校正规培训，知识结构明显改善；作战部队团以上领导班子普遍比较年轻，大军区和军级领导班子中分别有一批50、45岁左右的干部，后备干部队伍比较充足；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军拥有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两院院士。广大干部和各类人才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军事斗争准备和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住了考验，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履行各项使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的现状，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和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江泽民在深入分析新军事变革和高技术战争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人的因素带来的严峻挑战之后，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军人才素质的差距是带根本性的差距。" 差距主要在哪里？一是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偏低。干部队伍的科学文化基础"先天不足"，相当一部分后补的学历中科技含量少。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比例较低，学工程技术专业的数量偏少，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乏高技术战争所需要的科技素养和指挥能力。二是现代作战指挥人才不足。指挥干部中经验型、管理型的多，任职经历较为单一，熟悉军兵种知识、军政兼通、指技合一的复合型人才较少，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欠缺。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1977年就曾针对军队的状况明确指出，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现在，这两个能力够不够？我看还是不够。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形态的变化，过去我们熟悉的东西，现在不够用了。对新的知识、新的办法，应该说知之不多。""如果这一问题不加快解决，一旦遇到战争，我们就要吃亏，就要打败仗。" 三是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基层专业技术保障人员缺编，从事高新武器装备研制的高层次人才匮乏。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瓶颈"。不仅如此，在军地之间，社会上的优秀拔尖人才难以吸引进来，现在的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不够，一些单位高学历年轻人才严重流失。在军队内部，人才存在逆向流动现象，造成人才资源布局失衡。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现在军队人才不但严重短缺，还严重流失。这一矛盾很突出，今后一个时期会更加突出。 在新军事变革的牵引和推动下，外军特别是发达国家军事人才的素质正在朝着"高智多能"的方向发展。有资料介绍，美军军官100%是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硕士、博士研究生达38﹒4%；俄罗斯军官中98%受过高等教育，指挥军官全部是大学本科毕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军官均具有大学本科文化；印度营职以上军官都有硕士学位，以色列军队规定少校以上军官必须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军官交流轮换形成制度，西方国家军队中高级军官任职经历丰富，一般都有部队指挥官、联合司令部参谋和军校教官的经历，相当一部分还有参战、国际维和、海外驻训和多国联合演练的经历。如果把我军人才队伍素质状况，放到世界范围军事人才建设的大环境中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方面差距更加突出。因此，江泽民指出："当前，我军干部队伍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今后一个时期人才队伍又处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进入21世纪，既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人才队伍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能否为新一轮新老交替准备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后备人才，培养一大批能够在新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不仅关系到人才队伍的生机活力，而且对我军进入21世纪头一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和各类人才又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 他指出：现在，大单位一级的领导已经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的，许多改革开放之初入伍的年轻干部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随着军队改革的深化和时间的推移，军队干部队伍的结构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我们能不能把接力棒交下去和交得好，关键看两条，一是看我们的工作，二是看我们能否选拔和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可以说，后一条更带根本性，因为它关系到我军的长远发展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军经历了一个各级领导层大规模新老交替的时期。由于自然规律，当时有大批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那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培养和选拔了一批年轻优秀人才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形成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军队建设的骨干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进入21世纪，这些骨干力量也要陆续退下来，军队人才队伍又处于一个重要的变动时期。这次更替的特点是，不仅当年打江山的老同志和20世纪50年代入伍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离开工作岗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干部也要逐步被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干部所取代。而且这种人事上的新陈代谢，是在世纪之交的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深刻的历史性变动过程中进行的。21世纪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将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形势和任务，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方面，一代新人在各个领域里必须解决他们前人没有或来不及解决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新世纪新阶段还将对他们提出前人所没有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新要求。这都将考验着他们的思想和智慧、眼光和气魄、能力和才干。这就意味着，新一轮的整体性新老交替，不仅仅是人才队伍的成份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党绝对领导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传承开拓；跨世纪的新一代人才队伍也决不单纯是一个年龄的概念，而必须是能够在21世纪担当重任、经得起政治风浪考验和现代战争考验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正是因为世纪之交，我军干部队伍又面临一个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更由于跨世纪的这一代军事人才，寄系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希望和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历史重任，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未来命运。所以，江泽民对培养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人才尤为重视。他在军队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我在'七一'讲话中，专门讲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这个问题，占了相当的份量。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反复强调，讲得是最多的。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和政党发生突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古今中外，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国家灭亡、政权崩溃、政党跨台的教训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军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切实做好军队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不仅对军队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具有重大的意义。要保证军队永不变质，要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必须培养选拔年轻优秀的同志来接我们的班。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紧而又紧地抓好人才培养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考验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呼唤，使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问题显得极为重要而紧迫，那么，时代发展赋予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则为我军在新的基点上大力加强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一定要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代急迫感，不仅要只争朝夕地抓，而且要锲而不舍地抓。 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表现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在以往临战状态下，采取"应急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给人才队伍长远建设带来诸多弊端。在新的世界大战短期内可以避免、不存在举国迎敌的和平环境下，我们就可以抓住机遇，从长计议，通盘规划，打牢基础，在提高现有人才素质的同时，培养和造就一代在新世纪担当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并积蓄长远发展的后劲。 重要战略机遇期，也表现为我们可以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和世界军事变革的资源，借鉴发达国家军队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与发达国家军队相比，我军现代化建设和人才素质确实存在不少差距。与此同时，我们也占有"后发"的优势。这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进入信息时代可以对军事力量要素"重新冼牌"的有利时机，把自己融入世界新军事变革之中，在人才培养上实现"三个面向"，在博采众长中把握发展的先机和制高点。外军人才培养的模式和经验，既有反映其统治阶级意志和国情军情的一面，也体现了现代军事发展的文明成果和军事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只要我们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对外来的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继承、借鉴和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发展自己，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使我军新一代军事人才独具特色，更占优势。 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表现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军官兵的科学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正在健康成长，军队的人力资源具有丰富的潜在优势，这是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重要基础。我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科技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造就了一支数量达1800多万的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1978年至2002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生有50多万人，许多人在国外的高科技领域成为骨干，而这些年来出国留学生已有近三分之一学成回国，积极投身祖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所有这些，都为我军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只要我们真正确立江泽民倡导的"人才为本"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充分发掘现有的各种人才资源，不失时机地抓好培养教育工作，我军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展现人才辈出、生机勃勃的可喜局面。（卫宗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