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赞扬《解放日报》的一篇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

　　1944年3月21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登了一条延安完小面貌一新的消息。标题是：学校和实际密切结合（引题）/延市完小面貌一新（主题）/市民纷纷送儿女入校学生骤增一倍（副题）。现从这条消息中摘录一部分：

　　（本报讯）本市完小在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现全校共有学生323人）。现在虽已开课一月，但市民们仍携带他们的子女前来报名，极为踊跃。该校在去年上半年以前，由于教学方针脱离群众，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少谈边区的事情，致使娃娃们都学会说一套空话，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这也就使市民们感到娃娃念书几年，既不会算，又不能写，甚至有时连爸爸妈妈的名字也不会写。特别是小孩子念书后，回到家里啥也不干，加上对学校认识不正确，因此有许多市民不愿意送子女入学。但去年下半年完小改变了教学方针，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在正课之外，四年级以上学生，添教记账法、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并且着重于习字，又把教学和生产结合，群众对于学校这样大改革栽培他们的子女，都高兴地说：“儿女念书学灵活了，识字，又能生产”，因之对学校表示爱护。加上去年他们的大进步，生活日益改善，不要政府的劝导，今年就自动送子女入学了。该校吸收去年的经验，在今年的教学中，更有着许多新办法……。

　　毛泽东读了这条消息，第二天，即3月22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这个小学办得很好。”毛泽东又说：“过去有的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赞扬《解放日报》登的延安市完小那条消息，是因为它报道的这所完小改变了过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学方针，做到了教学和实际密切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

　　早在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就指出：“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延安完小过去的教学方针由于脱离实际，“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少谈边区的事情，致使娃娃们都学会说一套空话，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这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吗？毛泽东不仅赞扬《解放日报》登的延安完小这条消息，还让我们思考这个小学为什么办得好的问题。这条消息约一千六七百字，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看，似可精练一些。

　　四、丁玲、欧阳山写的通讯《田保霖》和《活在新的社会里》

　　1944年6月26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了一条“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定日内开幕”的预告消息。当时边区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很广，包括综合生产、运输、信用、卫生等业务，受到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过去办合作社的经验，讨论今后的方针任务。6月27日上午8时，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在边参会大礼堂隆重揭幕。6月2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消息报道了揭幕的盛况。朱德总司令在揭幕式上讲话，指出合作社要向生产方向发展，努力做到生产为主，消费为辅。6月30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出了丁玲写的《田保霖》、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的社会里》。这两篇人物通讯事迹感人，引人注目，有人又把它们称作报告文学。现将两篇通讯简介如下：

　　丁玲写的《田保霖》里，主人公田保霖是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由于他替老百姓办好事，受到群众拥护，被选为县参议员。《田保霖》就是从田保霖当选县参议员写起的。他当了参议员后，又继续为老百姓办好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好事是办合作社，搞运输，开油房，教妇女纺织，办义仓等等。合作社的经济发展了，社员分了红，又把红利入了股，“天天念着田主任的名字”。通讯写道：“现在田保霖到延安来了，参加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他带着极高的热情，要见刘建章，他听到过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各种办法；他要向刘主任学习，学习到能把合作社办成老百姓的亲人一样，人人相信它，依靠它，他也要把他的经验告诉别人，让大家研究。”通讯的结尾是这样说的：“田保霖是一个爱名誉的人，但他牢牢记得惠中权同志（按：当时任靖边县委书记）的话：‘要好名誉只有一条路，替老百姓办好事。’”替老百姓办好事———这就是《田保霖》的主题思想。

　　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的社会里》，其主人公是一个教妇女纺织的名叫邹兰英的“邹老婆儿”。这邹老婆儿一家三口，过去到处流浪，靠要饭过日子。来到边区后，才变了样。边区提倡纺织。邹兰英有一技之长，会纺织。那时田保霖发现了她，要她教妇女纺织，她就一个庄子一个庄子地教。她生活变美了，别人也富足了。欧阳山在通讯里介绍了邹兰英教妇女纺织的事迹后写道“邹兰英的事情使我很惊奇。第一惊奇的是，在旧社会里，一个叫化子的道路是不难想到的，那就是她大概逃不出那三道大关：饥饿———疾病———死亡，但是在新社会里，邹兰英也丰衣足食，建立起家务来了。第二惊奇的是，在旧社会里，像她这样的人，谁还去关心她？谁还能想起她会有什么用处？但是在新社会里，她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能够热心帮助大家，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使别人得到富足，得到进步。也许这样的事情，在新社会里已经住久了的人们，会觉得早已看惯了，不觉稀奇，而我这个离开旧社会不久的人，才会少见多怪的吧？总之，一个人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才算没白活；才能不只获得本身的幸福，而且能尽量发展自己的特长，变成一个对人类有点贡献的人物。……”欧阳山表彰了邹兰英，并且通过邹兰英的事迹赞颂了新社会。这就是《活在新的社会里》的主题思想。

　　《解放日报》发表丁玲和欧阳山的通讯当天，准确地说是凌晨，毛泽东读完两位作家的通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赞扬两位作家的“新写作作风”，并为此“庆祝”，分量不轻。什么是“新写作作风”呢？我想，这是有确定含义的，从丁玲1982年5月22日写的回忆文章《毛泽东给我们的一封信》看，毛主席说的“新写作作风”，很可能是指作家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丁玲的回忆文章关于去毛泽东住处作客，关于那封信，有下面的文字：“收到这封信是1944年7月1日的上午。那时我和欧阳山都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从事创作。我们参加了当时边区的合作会议，我写了《田保霖》一文，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的社会里》一文。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住处，谈了一阵，又留在那里吃晚饭，我记得欧阳山同志喝了不少酒。天黑，我们从枣园策马回来。毛主席的这封信一直保留在欧阳山同志那里。1979年春天，我刚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社的白夜同志从我这里知道了这封信，便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广州的欧阳山同志，得到证实。这年冬天，欧阳山来北京开会，把这信的复制件给我看，不久博物馆又复制了一份给我。”

　　关于《田保霖》，丁玲在回忆文章中还写道：“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它（他）会议上也提到过。1944年7月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找陈赓同志谈材料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告诉我他听到过的类似的话。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许多多的文艺工作者。近四十年来，尘海沧桑，现在重读这封信，感慨更深，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地了解人、体贴人，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帮忙啊！”

　　据《解放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3日下午3时在杨家岭礼堂，招待出席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在致欢迎词后，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业务等，作了极其有力生动的讲话。毛主席还接见了十六位合作社英雄，其中包括丁玲写的田保霖。

　　五、张平凯写的《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

　　张平凯写的第一篇文章《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载1945年1月28日《解放日报》；第二篇文章《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载1945年2月12日《解放日报》。

　　先说《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的梗概。此文一开篇介绍了晋察冀游击队开展生产的困难环境：“我们所指的游击部队活动的敌后之敌后就是巩固区的外围，敌人的封锁沟内。在那里，我们的游击部队，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只有临时的荫蔽的居民村庄。在那里的环境开展生产一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汽路如网，敌人利用他的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采取‘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地的转移。但我们的部队为了发展恢复区的经济，拯救游击区成千成万的在敌伪蹂躏下的同胞，以及改善我们部队本身生活，仍然需要坚持执行毛主席所号召的大生产运动。”文章接着说：“在去年的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动与武力的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有60个生产模范），仅仅5个月中，我们沟线外活动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的创造。”文章详述了4点，这4点是：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共有9种办法；其次是实现了“劳力与武力的结合”的原则；第三、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仅限制在农业上，而且也与巩固区一样，开展了副业、手工业和运输业；最后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直接的帮助。

　　毛泽东看了张平凯的报道后，非常重视，提笔写了一篇社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载1945年1月31日《解放日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改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并删去个别段落，在文字上还略有改动。社论从提出问题开始：“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社论说：“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毛泽东用张平凯报道提供的事实，来回答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问题。写作方式是：一问一答。如：“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是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长期撰写评论，后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范荣康，在他著的《新闻评论学》一书中，谈到毛泽东写的《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和《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时说，这两篇社论，至今仍然是经济评论的典范。它们谈的是生产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生产的范畴。《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是一篇用事实来证明论点的评论，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完全用事实来说话的评论，可以说是一种“材料型评论”，它以材料（事实）的说服力取胜，文字浅显，条理分明，扎扎实实，朴实无华。范荣康的分析评价切实中肯，可供我们参考。

　　张平凯的第二篇文章《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是在《解放日报》“解放区生产运动”这个新栏目发表的。编者为这个新栏目写了一段话：“解放区去年大生产运动的情形，我们曾陆续介绍过一些。今年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即将开始，特辟此一栏，以介绍去年生产运动中的经验和创造，供各地参考。”《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总结介绍了晋察冀机关部队第一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文章分六部分叙述：一、组织起来，合作起来；第二，以农业为主，但要专门化、多样化；第三，坚持执行军民两利的原则；四、“公私两利”的运动；五、首长亲自动手；六、战斗与生产结合。文章约五六千字。毛泽东在读了张平凯的第二篇文章后，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写信，称赞此文说：“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贯彻减租》社论和《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新闻，均载1945年2月9日《解放日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