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新闻史的角度考察，自幕府政府尝试将媒体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后，新闻传媒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传媒不再代表公众监督政府，转而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呐喊助威。这种密切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突出。
一、日本媒体与政府的亲密关系
日本新闻媒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起源于19世纪中期日本本土报纸的出现之时。当获知西方报纸对其发展存在潜在的威胁后，德川政府决定试着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以森严的等级观念手段加强对新闻传播的控制。1868年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非常重视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把报纸看作“仁慈力量的代言人”。作为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的《每日新闻》就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
在1889年日本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日本臣民的公民权利必须服从“法律限度”。主观上，日本主流媒体强调在重大事件上同化外来观点，新闻报道态度趋同，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注重横向比较，舆论一律，在鼓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方面自觉充当工具。
近代，日本从西方引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的“霸权文明”与日本的“忠军孝国”价值观交织在一起。新闻媒体在政府的舆论调控下，将国家利益至上、军国主义至上的传播理念发挥得登峰造极。
通观“二战”时期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各大报章的内容都惊人的相似，日本学者谷川如是闲称这种现象为“报道协定”、“统一口径”，并对此评价说：“报纸失去了报纸应有的品格，一切的报纸都丧失了言论的对立意识，只剩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意味的对立，报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认识和判断形成的对立意识消失了。”
二、日本政府对媒体的管控措施
1、精神统治和思想统一。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1932年多达5000起，而平常这类事件每年一般为几十起。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年—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捕1400余人。军部要求“国论”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必须完全一致，二者想保持距离也坚决不被允许。
2、国体明征运动。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国内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电影中只有行走、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那些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不准发行，并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1938年，政府发动了“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治、国民统治和精神统治，以高压政策对新闻传播实施控制。
3、情报局的法西斯统治。
1932年，为控制舆论，日本成立了情报委员会。1937年，该机构正式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局，实属首相直接掌控。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话、电影、戏剧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一大批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一半之多。该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法规，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报纸等拒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编制了一张完全控制新闻传播的庞大而严密的罗网。
4、广播业的国家垄断。
1925年3月至6月间，日本分别成立了以民间社团为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1926年，政府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演讲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政府对广播协会进行改组，由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员的鼓动演讲，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为了防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从1942年起，日本政府甚至规定连外来词汇都不准使用，例如将“消息”改为“报道”，同时开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来歌曲的单子。
5、媒介资源大整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日本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宣布除了几家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进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社，而1937年时，日本全国日报有848家。1936年11月政府合并了日本两家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划归该社名下，凡新闻传播之电报，不论发稿还是受稿，只授权于该报社。
三、对日本政府战争中舆论调控手段的若干思考
1、特定的宣传政策。
日本传媒对于涉及政府和国际关系的报道立场与倾向，与其独特的报道体制、宣传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日本国内政治、外交事务决策层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态度。根据战情与舆情需要，日本畸形的新闻传播制度在政府高压下迅速生成，“国家干预、政府控制”的新闻理念在战争中被逐渐强化。为维护政府形象，严格控制新闻舆论，日本政府将新闻宣传与恐怖手段相结合，以武力撑腰实行绝对的传播垄断。主流媒体为讨好政府，不惜损害公信力，示假隐真，以谎言蒙蔽受众，以煽动“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战争狂潮为其目的，有计划地促成或制造新闻事件。
1942年6月5日至7日的中途岛海战失利后，日本媒体开始发布虚假战报，战果平均夸大约6倍，损失缩小1/5，就商业性船只来说，则只是报道损失的1/16。并且，对东京所遭受的空袭，也只是反复强调损失轻微，尽管房屋已被烧毁，仅在广岛受到原子弹的攻击后，才初次报道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2、用心良苦的议程设置。
争夺舆论主动权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在1941年12月7日至9日的太平洋战争中，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各大主流媒体利用议程设置蒙蔽受众，激起民众广泛的战争热情。在报道内容上他们纷纷怒斥西方准备开战，拟制的标题凸显政府态度：“美徒劳拖延谈判
无意与日本和解”、“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等等；在报道手法上，日本大众媒介素来推崇暴风骤雨式的报道，这种报道手法的目的在于“让你不看也得看”，“让你不听也得听”，最后达到“不信也得信”的终极目标。事实证明，日本民众通过获知政府舆论引导下的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和在信息获取方面对媒介的依赖程度等方面均呈上升趋势，实现了政府预期渴望出现的民众对政府发动战争的狂热支持、对天皇政府愚昧效忠等目的。
3、严格的新闻审批制度。
日本记者在履行记者“职能”时，不是直截了当地去报道新闻、陈述新闻，而是带着偏见去报道新闻，这种偏见体现为：在新闻采集、材料取舍、文章视角等方面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对社会受众获知权、接近权的剥夺等等，使得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理念成为一纸空文；而编辑们则紧紧围绕新闻背后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的指挥棒转，根据政府战时新闻编辑制度，编辑们可以将一条消息放在头版，给它以不恰当的重要位置，突现其价值，也可以把一条理应放在头版的消息深埋在报纸的里页。
在战争这一非常时期，日本政府明显意识到记者在宣扬神权帝国和家族政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严格的等级观念对媒体制定苛刻的新闻审查制度实施新闻管理。现有的大多数的日本主要媒体集团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一直被军国主义者牢牢控制，在以刚性的日本社团文化为基础的报业中，记者几乎不可能挑战现实。编辑部内等级森严，记者们必须严格按照老板需要的方式写作。对于部分所谓企图保持独立、“不同政见者”或“怀有偏见者”、“乘”国之危的“借题发挥者”和“恶意诽谤者”，日本政府对于在用行动说话的同时，给予迅速而残忍的镇压。因此，战争中日本反战媒介或反战言论极为少见，即使偶然出现，也会立即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会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声讨和蔑视。从日本新闻史的角度考察，自幕府政府尝试将媒体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后，新闻传媒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传媒不再代表公众监督政府，转而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呐喊助威。这种密切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突出。
一、日本媒体与政府的亲密关系
日本新闻媒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起源于19世纪中期日本本土报纸的出现之时。当获知西方报纸对其发展存在潜在的威胁后，德川政府决定试着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以森严的等级观念手段加强对新闻传播的控制。1868年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非常重视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把报纸看作“仁慈力量的代言人”。作为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的《每日新闻》就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
在1889年日本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日本臣民的公民权利必须服从“法律限度”。主观上，日本主流媒体强调在重大事件上同化外来观点，新闻报道态度趋同，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注重横向比较，舆论一律，在鼓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方面自觉充当工具。
近代，日本从西方引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的“霸权文明”与日本的“忠军孝国”价值观交织在一起。新闻媒体在政府的舆论调控下，将国家利益至上、军国主义至上的传播理念发挥得登峰造极。
通观“二战”时期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各大报章的内容都惊人的相似，日本学者谷川如是闲称这种现象为“报道协定”、“统一口径”，并对此评价说：“报纸失去了报纸应有的品格，一切的报纸都丧失了言论的对立意识，只剩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意味的对立，报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认识和判断形成的对立意识消失了。”
二、日本政府对媒体的管控措施
1、精神统治和思想统一。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1932年多达5000起，而平常这类事件每年一般为几十起。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年—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捕1400余人。军部要求“国论”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必须完全一致，二者想保持距离也坚决不被允许。
2、国体明征运动。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国内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电影中只有行走、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那些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不准发行，并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1938年，政府发动了“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治、国民统治和精神统治，以高压政策对新闻传播实施控制。
3、情报局的法西斯统治。
1932年，为控制舆论，日本成立了情报委员会。1937年，该机构正式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局，实属首相直接掌控。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话、电影、戏剧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一大批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一半之多。该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法规，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报纸等拒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编制了一张完全控制新闻传播的庞大而严密的罗网。
4、广播业的国家垄断。
1925年3月至6月间，日本分别成立了以民间社团为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1926年，政府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演讲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政府对广播协会进行改组，由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员的鼓动演讲，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为了防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从1942年起，日本政府甚至规定连外来词汇都不准使用，例如将“消息”改为“报道”，同时开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来歌曲的单子。
5、媒介资源大整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日本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宣布除了几家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进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社，而1937年时，日本全国日报有848家。1936年11月政府合并了日本两家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划归该社名下，凡新闻传播之电报，不论发稿还是受稿，只授权于该报社。
三、对日本政府战争中舆论调控手段的若干思考
1、特定的宣传政策。
日本传媒对于涉及政府和国际关系的报道立场与倾向，与其独特的报道体制、宣传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日本国内政治、外交事务决策层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态度。根据战情与舆情需要，日本畸形的新闻传播制度在政府高压下迅速生成，“国家干预、政府控制”的新闻理念在战争中被逐渐强化。为维护政府形象，严格控制新闻舆论，日本政府将新闻宣传与恐怖手段相结合，以武力撑腰实行绝对的传播垄断。主流媒体为讨好政府，不惜损害公信力，示假隐真，以谎言蒙蔽受众，以煽动“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战争狂潮为其目的，有计划地促成或制造新闻事件。
1942年6月5日至7日的中途岛海战失利后，日本媒体开始发布虚假战报，战果平均夸大约6倍，损失缩小1/5，就商业性船只来说，则只是报道损失的1/16。并且，对东京所遭受的空袭，也只是反复强调损失轻微，尽管房屋已被烧毁，仅在广岛受到原子弹的攻击后，才初次报道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2、用心良苦的议程设置。
争夺舆论主动权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在1941年12月7日至9日的太平洋战争中，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各大主流媒体利用议程设置蒙蔽受众，激起民众广泛的战争热情。在报道内容上他们纷纷怒斥西方准备开战，拟制的标题凸显政府态度：“美徒劳拖延谈判
无意与日本和解”、“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等等；在报道手法上，日本大众媒介素来推崇暴风骤雨式的报道，这种报道手法的目的在于“让你不看也得看”，“让你不听也得听”，最后达到“不信也得信”的终极目标。事实证明，日本民众通过获知政府舆论引导下的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和在信息获取方面对媒介的依赖程度等方面均呈上升趋势，实现了政府预期渴望出现的民众对政府发动战争的狂热支持、对天皇政府愚昧效忠等目的。
3、严格的新闻审批制度。
日本记者在履行记者“职能”时，不是直截了当地去报道新闻、陈述新闻，而是带着偏见去报道新闻，这种偏见体现为：在新闻采集、材料取舍、文章视角等方面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对社会受众获知权、接近权的剥夺等等，使得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理念成为一纸空文；而编辑们则紧紧围绕新闻背后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的指挥棒转，根据政府战时新闻编辑制度，编辑们可以将一条消息放在头版，给它以不恰当的重要位置，突现其价值，也可以把一条理应放在头版的消息深埋在报纸的里页。
在战争这一非常时期，日本政府明显意识到记者在宣扬神权帝国和家族政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严格的等级观念对媒体制定苛刻的新闻审查制度实施新闻管理。现有的大多数的日本主要媒体集团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一直被军国主义者牢牢控制，在以刚性的日本社团文化为基础的报业中，记者几乎不可能挑战现实。编辑部内等级森严，记者们必须严格按照老板需要的方式写作。对于部分所谓企图保持独立、“不同政见者”或“怀有偏见者”、“乘”国之危的“借题发挥者”和“恶意诽谤者”，日本政府对于在用行动说话的同时，给予迅速而残忍的镇压。因此，战争中日本反战媒介或反战言论极为少见，即使偶然出现，也会立即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会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声讨和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