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元明同志的新作《怪味品书》，心有所感，曾口占七古一首：

　　鲲鹏奋翼越沧溟，祢衡矫矫出风尘。

　　文举德祖大小儿，盛世尤须有危言。

　　一老友得知此事，对我说，诗嫌古奥，何不作点诠释？觉得言之有理，便展纸握笔，写此短文。

(一)

　　读元明同志杂文，觉得他善于把上下古今熔于一炉，下笔无时空间隔，行文如天马行空，思越千载，神游八极，志在高远。于是想起了《宋玉答楚王问》的一段话：“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晏鸟，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曝鳍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无疑，这是古人讲志在高远的绝妙之文。

　　弄杂文诚非易事。其所以难，是因为写此种文字，必须以天下为心，以苍生为念，而不可无病呻吟。伟人鲁迅，是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写下了他那震古烁今的作品的。今天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虽然尚不能同鲁迅比肩，但他们挥笔之时，同样是把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装在心里的。“抬目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苏轼句)，是杂文作者应有的气量。一个人如果“局趣效辕下驹”，满眼寸草斛豆，不急社会所急，不想百姓所想，如“尺泽之鲵”，“藩篱之晏鸟”，是不足以言杂文的。而多年来，元明同志执著于杂文创作，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为读者所喜爱。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他以天下为心，立志高远。我从他的书中强烈感受到了此点，因此写了短诗的第一句：“鲲鹏奋翼越沧溟”。

(二)

　　我在赠元明同志的诗中用了“出风尘”一词。在词书中，“风尘”有五义，我取了二、三两义：“行旅艰辛，当涉远路，趋走风尘”；“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在我看来，用这两义来概括杂文创作，是颇为贴切的。多年以来，元明同志共出版杂文、随笔十几部之多，数逾200万字，其中大量的篇章，讲的都是同百姓生活、社会热点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的问题。他敢于站出来据事论理，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不为渊明五斗，直为班超万里”(宋人句),就大有“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之概。而且，他不像有的人那样，兴致来时写点，兴致一过置笔不顾，一曝十寒。他年年月月，不舍昼夜，负重在工作之余笔耕，“至老身犹书卷里，不眠人在漏声中”，在这条路上奋力求索；其中的清苦与况味，那就不是“行旅艰辛，当涉远路，趋走风尘”所能完全概括的。我想，若无赤子之心，若无战士的坚韧，他绝然做不到这一点。正是这种景况，才使我想起了一位敢言的古人，而有了“祢衡矫矫出风尘”一语。

(三)

　　弄杂文，必须“天工人巧日争新”，而不能“年年依样画葫芦”。年年照葫芦画瓢，杂文有谁要看？而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谈何容易？!许多年来，常见一些文章，说的虽然是人们关注之事，但作者是“套中人”，思想既不解放，满纸又全是老话套话，使人捧读之时，顿时进入“斜阳古柳赵家庄，满村尽听蔡中郎”的陈年旧事之中，不知如何排解。显然，要用这样的文字来鼓舞人们去达成新时代的伟大使命，无异是南辕北辙的。

　　令我欣喜的是，蒋元明同志的文章活泼清晰，无陈腐之气，给人予“铿锵妙语春冰裂”之感。他集中的许多篇章，不但立意颇新，而且能避免那些人们重复过千百遍的陈谷子烂芝麻，尽量用明快生动、饶有兴味的语言来表达主旨。唐人刘禹锡，曾用两句诗说尽了为文三昧：“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阅读《怪味品书》，使我觉得，蒋元明同志是深谙此道的。

　　文章为当时而作，与时俱进，在文风上勇于变革，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就是“唯陈言之务去”。这句话虽是唐代韩愈所说，但远在三国，祢衡就这样实践了。祢衡是个在语言上锐意革新的勇士。孔融、杨修，他衷心敬重；但表达敬爱之情，他说的却是“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别出心裁，振聋发聩。时隔千余年，他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不取，但他勇于创新的勇气，则是我们所需要的，蒋元明同志恰好是一个在语言上锐意创新的人。正是这一点，使我在赠他的诗中用了“文举德祖大小儿”一语。

(四)

　　一次北京杂文界同仁聚会，有人问及杂文应具备何种品格，我答以“盛世危言”四字。此答并非信口雌黄。《后汉书·党锢传序》载：“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这是古代被指为“危言”的最早史事。公族进阶、魏齐卿二人，就是当时敢发危言“不隐豪强”之士。注《后汉书》的唐代李贤，还引经据典诠释说：“危言，谓不畏危难而直言也。《论语》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言即直言，这是千古不易之论。

　　我们生当盛世。盛世的标志之一，是直言者众，正气宏升。而衰世，则是正道无存，邪说满耳。可以说，有无直言，事关国运兴衰。能容直言，能纳直言，事业可兴；不容直言，不纳直言，事业必衰。这已是无数史实所证明了的。仅举二例———

　　例一，《唐语林》卷三载：皇甫德参上书，言：“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征进曰：“贾谊当汉文帝之时，上书曰：‘可痛哭者三，可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为激切。不激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激切，则似谤讪。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今苟责之，则于后谁敢言？”唐太宗听了魏征之言，转怒为喜，对皇甫“赐绢二十匹”。正因为李世民能够容危言、纳危言，勤政爱民，所以才创造了“贞观之治”。

　　例二，《芙蓉镜寓言·二集》载：“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时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固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疏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之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对李沆此论，王旦不以为然。乃至李沆既死，真宗专爱听祥瑞之报、虚誉之辞，“东封西祀”不已，耗竭民力，以致北宋国势日衰。此时，王旦对李沆才“服其明识”，并“绘像事之”。

　　我们生活在今天，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任何工作，都离不开采纳直言。而这些年来，蒋元明同志的文章，都可以视之为有益社会的一篇篇直言。我之所以用“盛世尤须有危言”作为全诗结句赠他，正是希望他挥笔不为“稻粱谋”，继续为杂文的繁荣作出贡献。

　　“天地无情头尽白，江山有分眼终青。”我年已望八，鬓发如霜，老眼昏花，但读蒋元明同志的集子，许多篇章又使我眼前一亮，为之鼓舞。

　　（作者系北京杂文学会顾问、原解放军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