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初，我随奥运圣火从被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直冲海拔5200米左右的珠峰大本营，经历了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用时最短、跨度最大的海拔攀升。
5月4日，北京奥运火炬从三亚首先入境。为报道这一重大新闻事件，我受报社指派飞赴海南三亚，同军报驻海南记者熊永新一道，对圣火在三亚从入境到传递，作了详尽的图片和文字报道。
然而，在海南三亚的报道过程中，我的心绪却不时会“溜号”，溜到“世界屋脊”。因为根据计划，在海南结束采访后我将一刻不停地飞往拉萨，奔赴珠峰大本营报道圣火登顶珠峰。
登顶日期之谜
当时，我的同事、军报编辑刘化迪已经提前入藏，“盯”在大本营。但是由于届时将刊登两个专版的稿件，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报社安排我前去，和他共同完成任务。
根据北京奥组委的原计划，圣火将在5月10日左右登顶珠峰，庄重兑现北京7年前向世界许下的承诺：让奥运圣火登上地球之巅，让奥运精神照亮全世界。然而，随着拉萨3月14日打砸抢烧事件的发生，西藏局势骤然紧张，为避免藏独分子的滋扰，珠峰登顶日期一下子变得秘而不宣。在三亚，我曾经问过一位主管火炬传递的副市长：“如果圣火在5月4日登顶珠峰，海南的传递是否会暂停？”他的回答是：“我无权代表奥组委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探听口风的计划落空了，这更加剧了我的焦虑，因为那意味着火炬随时可能登顶。如果我不能及时赶到，那可怎么办？况且前方不停地发消息，说气候条件不适合登顶，但是同时又先后公布了登顶人员名单和前进路线。越是这样我越担心，这莫非不是他们施放的烟幕弹？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和担忧是完全有必要的。登山队5月5日就已经秘密向珠峰前进营地进发，完全把新闻界蒙在鼓里。早先，指挥部曾计划在5月5日登顶，但气象部门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预测到5日是阴天，不利于电视转播。8日、9日不错，并预测到6日的风速开始加大，8日减小，最大风速为每秒19米，有少量的云。指挥部最终采纳了气象部门的建议，将8日定为登顶时间。
真得感谢老天爷。如果5日冲顶，我就没机会参与报道了。因为我4日晚结束海南采访之后，5日一早立刻登上飞重庆的班机，并在那里转机飞拉萨。拉萨距离大本营还有几百公里山路，想当天赶到珠峰脚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奔赴珠峰之路
在海南出发之前，熊永新记者关切地问我：“老马，海拔一下子拔高5200多米，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我感谢了他的关心，并告诉他我早下了决心：只要能及时赶到采访地点，我不惜一切代价———战士上战场，难道还能考虑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吗？打赢才是关键！
来到拉萨后，我第一时间和武警西藏总队联系上，总队的亢政委等几位首长非常支持，亲自指示为我安排了车辆，在自治区公安厅和办公厅办妥所有所需证件后，5月8日凌晨，我终于启程向着珠峰方向疾驰而去。
其实，新闻界7日晚上才被告知，8日凌晨,已经悄悄在海拔8000米以上营地待命的火炬手们开始向顶峰进发。根据后方指示，我的任务是在登顶之际抵达大本营，于当天晚上为9日见报的两个专版发回报道。
到了离珠峰最近的日喀则定日县，我们发现车子无论如何也“疾驰”不了了，面前是一条窄窄的沙石路，一边是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一边是深不可测的雅鲁藏布江峡谷，车辆只有绕着“S”形在山路上缓行，不时要避开山石后突然出现的大货车。
车上的我无暇紧张，更没兴趣观赏沿途壮丽的景色，一心只想早点儿赶赴大本营。路上保安严密，我们总共经过了5道边防武警和解放军官兵把守的关卡，人对名单车对证，一切都非常严格。要不是报社领导事先帮我协调，以及武警西藏总队的大力支持，我恐怕就被拦在这茫茫大山中了。
前进过程中，我收获了此次采访历程中的又一次感动———武警日喀则支队的马主任听说我要经过他的“防区”，安排好午饭后，他又驱车十几公里在路旁迎接。我一下车，就给我戴上一条长长的、洁白的哈达，长得几乎可以拖到脚面。西部人的笑容比较持久，西部人的握手比较有力，真是一点不假。
为了赶时间，我试图在车上事先准备些采访素材。膝盖上的笔记本电脑立了大功，不仅在高海拔能正常工作，无线上网卡也非常配合，信号相当稳定，我可以随时从互联网上调阅资料。
5月8日中午，雄伟的珠穆朗玛峰出现在我们眼前。大本营是一块面向珠峰的开阔地，三面雪峰环绕，从北坡登顶必须从这里出发。
在距离大本营七八公里的绒布寺新闻中心，我见到了刘化迪，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好几天，皮肤晒得黝黑。经过简单交谈，分好了写稿任务后，我就上车继续向前进发，奔向珠峰脚下那些采访对象。
难忘采访之夜
我到达大本营后，首先找到了负责警戒的武警西藏总队浑副参谋长，请他为我介绍了登顶情况和武警战士护卫圣火的有关事迹。之后，我又徒步前往火炬手们的帐篷，向有关负责人请教了火炬登顶前前后后的故事，并拍摄了几张珠峰的图片。可能是因为过于兴奋，我竟然没有感觉到其他人在嚷缺氧头疼，只是紧跑几步或者屏息摁下相机快门之际，才微微有些气喘难受。
在大本营，我还有幸亲眼目睹了武警战士护卫的珠峰火种灯：一个柱形密闭圆筒，有小型暖水瓶大小，这其实是珠峰火种灯的“外套”。“外套”上下各有两个三角形扣环，可以穿上带子，让登山队员背着。打开“外套”顶盖，拎着一个金属圆环拉出来，珠峰火种灯才现出真身。这同样是一个圆柱体，体积与普通火种灯相当，但并没有普通火种灯那种可以看见内部火苗的玻璃小窗，而是通体包裹着银色金属外壳，表面是红色祥云图案和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
当中国登山运动员在珠峰峰顶高举火炬的时候，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看似与平原传递所用一样的火炬，其实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为珠峰登顶特别研制的。
火种在珠峰火种灯内不是明火燃烧的，它借助一种特殊的固体碳柱燃料缓慢燃烧。我看到，这种燃料的样子和形状都很像一节一号干电池，矮墩墩的圆柱形，灰黑色，有蜡一般的质地。旋开珠峰火种灯的顶盖，就可以把碳柱投进去，其续燃时间是8小时。也就是说，携带珠峰火种灯的登山队员每8小时添加一次燃料就可以了。其他时间，把灯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哪怕是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露天里，火种都不会熄灭。
在采访过程中，我的大脑一直在缺氧状态下急速运转，构思稿件。
珠峰附近的天黑得真晚，都晚上7点了，太阳还高挂在空中。我告诉自己必须动笔了。于是，在一个活动板房里，我支开电脑，开始写稿。
可能是腹稿打得比较充分，我在两个小时之内迅速写下了《雪域丹心护圣火》、《爱因圣火而永恒》、《珠峰日记》等几篇稿件，刊登在5月9日的军报专版上。
发完稿件，已经是夜里11点左右了，白天还日光炙烤的珠峰大本营，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冬天，温度急速下降到摄氏零上几度左右，风声呼啸，板房里冷如冰窖。我来的时候在行李箱中备了一件羽绒服，可是同行的武警西藏总队陆干事没带厚衣服，我把羽绒服让他披上，自己在风雨衣里加了件毛背心。加上司机小李，我们三个准备在这板房中凑和一夜。这时，板房的门开了，三个武警小战士大口喘着粗气为我们抬来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氧气瓶，这是浑副参谋长让他们送来的。
这个氧气瓶真是解决了大问题，板房内空间狭小，我们3个大男人挤在里面睡觉，就是在内地也会缺氧，何况是在这海拔5200米的高原地带。随着氧气瓶的徐徐供氧，我们3个人感觉都好了些，裹着睡袋就躺下了。谁知还是睡不踏实，不停地翻身打滚做怪梦，伴随着难忍的口干，舌头就像块烧红的铁，唾沫都烤干啦。
实在睡不着，我就倚靠在床边板房的墙上，听着呼呼的风声。我很庆幸老天眷顾，让我赶上了这次重要采访。只要完成了任务，条件再艰苦也不算什么！
清早起来，我们3个人几乎都是一夜未眠，据“过来人”说，想在那睡好，没个四五天根本适应不了。这时，我看到武警官兵们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在搬运铁架和旗杆，布置迎接火炬手下山的仪式现场。
望着珠峰下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不禁由衷感叹，这些官兵们才是最辛苦的人，和他们相比，我还差得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