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重新“发现”中国提出的课题

　　“中国原来是这样的！”———5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政府和军民在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后的积极作为堪称“全球典范”，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使西方世界重新“发现”了中国。英国一家媒体发表专题报道称，“在汶川现场，很难不被解放军感动！”还有一些境外媒体盛赞我国关于抗震救灾的全方位开放、透明的“没有终点的直播报道”如同一个个组合拳，击得反华媒体噤声，藏独分子遁形。而尤其让西方媒体刮目相看的是：中国不仅邀请大批外国记者乘直升机抵达灾区，而且，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指挥的党、政、军领导人还大方得体地接受中外记者的现场采访，其坦诚程度“让世人吃惊”，从而显著地“为中国加了分”。

　　笔者在汶川灾区采访时，曾同一线指挥员探讨了上述现象，他们无不感慨地说，我们目睹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坦然面对中外记者的情形，他们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而我们以前总认为，光组织部队抗震救灾就已经忙得够呛，哪还顾得上跟记者“磨嘴皮子”？在灾区采访，笔者还不时听到一些指挥员抱怨：我们和××部队并肩作战，结果电视新闻却只报道了他们；××部队执行的任务还没我们的艰巨，报纸上却刊登了他们“敢啃硬骨头”的事迹……诸如此类情况的发生，固然有媒体的原因，但它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要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各级指挥员必须增强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媒体意识，切实提高应对媒体和运用媒体的能力。

　　从三大误区看“两个不适应”

　　在抗震救灾中，有些领导干部在应对和运用媒体方面留下了一些“遗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躲”，以执行任务忙等借口回避和推辞记者采访；二是“堵”，把上门采访的记者冷冰冰地拒之门外；三是“限”，不仅限制记者采访，还以审稿为由限制记者发稿。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成都军区某陆航团失事的直升机11天后才找到，因为用的时间比较长，当时，有些西方媒体趁机散布流言，还有些人在网上议论纷纷。6月13日，《解放军报》第四版刊发了军报记者拍摄的一组照片《没想到，搜救这么难》，有力地回答了某些人的质疑，有力地证明了搜救是何等艰难：专业搜救队员在近乎90度的峭岩上搜寻，只能一点点地艰难攀爬；战士在搜寻过程中被毒蛇咬伤，由于下山救治需要跋涉几个小时，他不得不忍痛砍掉手指才止住蛇毒上行。但这样有说服力的照片，起初有的部队领导竟在审稿时不主张发表。

　　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消极地面对媒体，究其原因，是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

　　误区一：“是上级的事”。这是抗震救灾一线指挥员普遍存在的心理。他们感到，应对媒体是上级领导的事，是职能部门的事，他们不必也不便参与。殊不知，应对媒体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分内之职，特别是在突如其来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一线指挥员第一时间的“新闻发言”往往最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误区二：“不争那个彩头”。不少抗震救灾一线指挥员坚持“多干少说”的传统，认为只要完成好任务就行，因此一再放弃“出镜”的机会。殊不知，领导者的新闻“出镜率”与对当前事态的话语权紧密相关。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下，在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还十分激烈、复杂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新闻话语权，无异于主动放弃阵地，这不是谦虚而是失职。另外，在舆论战场上，领导者直面媒体的“说”，不仅有利于“干”，而且“说”本身就是“干”的内容之一。这一点，在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办好北京奥运会的问题上，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误区三：“言多必失。”有的抗震救灾一线指挥员认为，要做到不泄密、不出事，还是少说为佳，因此面对记者时总是三缄其口。殊不知，领导者在媒体面前“说话”与“泄密”、“出事”并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把握好发言的度，懂得发言的艺术。

　　往深里说，这些领导干部所以不能坦然面对媒体，是由“两个不适应”造成的：

　　一是不适应信息化时代媒体大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一个新的公开、透明、即时、海量的媒体环境已经形成。过去，当新闻事件发生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单一，基本上是权威媒体报多少，受众就知道多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如果官方信息发布得不及时、不透明、不充分，就可能给西方媒体或其他非主流舆论以可乘之机。因此，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特别是在突发和重大事件发生时，领导者只有积极主动地面对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在坦然应对中赢得媒体的尊重和支持，才能用透明度赢得可信度，用高明的意见“征服”受众，从而自然、稳固地赢得“制新闻权”；相反，躲避媒体或封堵信息，只会使自己陷入被动之中。

　　二是不适应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包括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引起的社会动乱、恐怖主义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等。这些威胁大多带有一个特征：依托多种媒介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不良信息侵袭、多元价值观冲击等“软杀伤”。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要带领部队执行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就必须具备善于应对媒体和运用媒体的能力，否则就可能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特别是应对非传统威胁时打败仗。这也就是说，善于应对媒体是当今领导干部、特别是身居一线的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它本身就是构成部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要素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支部队在应急状态下完成好多样化军事任务，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首先是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占据“师出有名”的话语权，确保自己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其次是营造最佳社会动员环境，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形成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最佳社会条件；三是鼓舞士气、获得上下“理解”，形成众志成城的最佳内部氛围。这三个条件的获得，都离不开各级指挥员强烈的媒体意识。此外，还应看到，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依托发达媒体体系的“舆论战”已成为部队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独立作战样式。

　　把增强媒体意识当做一种使命

　　领导干部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不仅要提高自身新闻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当做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一种能力素质来锻炼和养成。

　　第一，从战略高度定位自己在“镜头”前的角色。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必需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丰富内涵，并认清这种能力与应对媒体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面对媒体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领导干部还需要自觉地放眼世界风云，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深入观察分析国家安全发展问题，明确军队职能的新拓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战略的高度正确定位自己在“镜头”前的角色和形象，当好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新闻发言人”。

　　第二，努力做到“三个熟悉”。即熟悉现代媒体（包括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的运作方式和报道规律；熟悉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媒体，了解这些媒体的基本面貌、主要倾向和近期涉华涉军的报道情况；熟悉最有可能与本部队打交道的中外记者（主持人），有条件的话与这些记者（主持人）交朋友，积极培养有利于部队工作的个人友谊，以备需要时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报，报之能响”。

　　第三、学会掌握“在第一时间对媒体发言”的艺术。现代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媒体在“第一时间发言的艺术”。当事人在“第一时间”提供的新闻是各家媒体必抢的“金子”。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部队一线指挥员能否在某一行动的第一时间对媒体发言，对于获取“制新闻权”至关重要。为此，可以“在第一时间用行动发言”，迅速做出反应，并用最快的速度拿出实实在在的集体行动和举措来，这是在第一时间对媒体“发言”的前提和基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己方媒体做“即时发言”，这对取得“制新闻权”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招；还可以在第一时间在上级支持下邀请有影响的中外媒体著名记者（主持人）来现场采访，这对于防止西方媒体以偏见和流言垄断话语权，不失为有力举措；至于事先组织多家媒体在第一时间发起“新闻合唱”，更应当成为部队指挥员的“常规武器”。

　　第四，把提高面对媒体的能力纳入领导干部的培训计划和轮训内容之中。据了解，有的院校在轮训军师职干部时，曾模拟举行非常逼真的“记者招待会”，让学员们轮流上台“即席答记者问”，并由教员当场点评和打分。这种训练方法非常实在、管用，应当成为军事院校培训高级指挥员的“必修课”。建议有关部门正式制定相关教学计划和考核验收标准，把集中教学和平时养成融为一体，使受训干部切实掌握一套善于应对媒体的真本事。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通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