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像个放大镜，任何事物一旦让它罩住，就可能远的被拉近，小的被放大，隐形被彰显，效果被强化。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在第一时间向那片不断颤动的大地聚焦，顷刻间便把灾区的一切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大集结，大投送，大营救，大抢险，大转移……一组组惊心动魄的画面，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通过现代传媒的现场播报，每时都在牵动人心，每天都在感动世界。

　　正是这种公开透明、实时报道的舆论环境，使中国军队经历的这次非战争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万众瞩目的特点。

（一）

　　按照传统观念，军队与媒体似乎天生就是一对“冤家”。英国学者苏珊·L·卡拉瑟斯在其专著《西方传媒与战争》中这样揭示军方与传媒的关系：“成功战争的诀窍是保密，成功报道的诀窍是公开。”类似经典言论，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说过：“军事行动的头等大事是不让敌人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报纸、广播的头等大事则是尽可能扩大宣传。”1982年英国国防部在发给记者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登陆许可证上，赫然印着这样的提示短语：“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保密；成功的新闻报道的关键是公之于众。”

　　保密与公开，显见是水火不容。“在军方看来，记者们不惜一切代价挖掘独家新闻的欲望常使他们泄露指挥机密而毫不顾及由此所带来的军事损失”，因而处处设障，“防火防盗防记者”。而记者们当然不会放弃对军方消息的觊觎，并不时以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为武器，同军方博弈。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界曾与其政府打过一场非常著名的官司。官司的起因是反战：《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准备公布一批有关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政府闻讯后极力阻止，并将两家报社告上法庭。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法官们在审理中意见相左，最后以6票对3票的结果做出了有利于新闻界的判决。当时供职于《纽约时报》的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大法官的判词：“一国的安危不仅系于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自由的种种制度也有关联。当政的人如果真心想维护高度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民要求透明度的权利，那么，对于新闻界的吵吵嚷嚷，不听招呼，爱管闲事，就只能忍着点儿。”

　　众所周知，美军最终输掉了越南战争。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有一种观点叫“电视致败”，即大量的情绪化报道搞乱了人心，煽动起美国国内的反战热潮。不管这种观点是否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反正军方和新闻界都进行了自省。即便是对那位大法官推崇有加的索尔兹伯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反对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任何限制，除了一条，即所谓‘兵船例外’：任何人无权在战时或战争危机期间发表任何有关兵船动向的消息。我赞成战时实行新闻检查，不过只应限于涉及军事行动者。”

　　媒体与军队的关系在双方博弈中悄然调整。据旅美作家张辛欣在2000年出版的《我知道的美国之音》一书中披露：现在美国媒体在报道战争方面高度小心，当国家决定轰炸（南联盟）时，最自由化的美国媒体，也不信口反战。曾报道过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的英国记者马科斯·黑斯廷斯则说：“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国家处于战争时还能保持中立：客观性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战争的延伸。”至于军方，虽然并不认为大众对涉及军事行动的新闻有完全的知情权，但总算认识到大众的支持和理解对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而能够强化前方将士与后方民众的感情联系的，只有媒体。于是，到海湾战争时，美军对记者的限制有所放宽，这使得美国发行量最大的25家报纸中，有20家的发行量实现增长，CNN的观众人数更是猛增了10倍。然而，战后媒体再次抨击军方，指责那种组织记者团的方式实质上还是限制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不得不与媒体再度研讨，并于1992年达成一项在军队与媒体的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公开和独立的报道将是报道美国军事行动的主要方式”， “军队公共事务军官应该担负联络的责任但不应干预报道过程”等一系列原则。10年后，这些原则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运用，其中之一，便是美军玩的所谓“嵌入”游戏：一方面允许记者随军采访，为媒体“直播”战争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又以信息发布必须服从战略意图和战斗胜利为由，对信息内容、发布时间等有所限制。结果，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透过西方传媒与本国军队由对立向合作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发：第一，军队与传媒由于各自的职业特性不同，确实存在难解的矛盾；第二，化解对立寻求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双赢的结果离不开相互的妥协；第三，妥协的底线必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原则，平衡的达成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

（二）

　　中国的党报、军报以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是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性质与西方传媒有着本质不同；中国的军队、武警是党领导的武装集团，历来以服务人民为宗旨，性质与西方军队也有着本质不同。这两个不同，决定了中国的主流媒体与军队不存在对立关系。

　　没有对立并不意味着合作天成。改革开放前，同中国不善于向外界展示自己一样，中国军队也被神秘的面纱笼罩。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国家大步走向世界，中国军队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开放度，通过定期发表《国防白皮书》，邀请驻华武官参观军营，增加各个级别、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派遣军舰环球航行出访各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行动，以及与相关外军举行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等，逐渐将自己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推向世界。然而，就个体而言，一些部队及其指挥员并不习惯于同媒体打交道，他们要么不屑于接触媒体，将记者拒之门外；要么担心媒体给自己捅娄子，对媒体敬而远之；要么把媒体仅仅作为单位或个人“出名挂号”的工具，礼遇中透着功利。这些与媒体交往中的不适应、不自然、不坦诚，说明部队指挥员学会面对媒体十分必要，至少能够给自己和部队带来三大好处，即：更好地适应时代，更好地展示形象，更好地提高素质。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舆论环境趋向公开透明的重大变化。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政府这次处置汶川大地震的方式真诚而开明，体现在新闻报道上，就是真正贯彻了客观及时、正面为主的方针。当媒体全面实时地将严重灾情呈现给公众时，公众必然格外关注救援行动，而作为抢险救灾的主力军，军队的一举一动也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况且，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打仗不同，其“非战争”的特性大大降低了军队行动的诡秘性。这次13万大军云集震区，除了指挥、保障等内部运行机制外，几乎所有的救援行动都是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的。以“铁军”为例：这支红军师原本名气就大，此番跨区机动，长途开进，一出营房就被媒体盯上了，在驻地机场登机时，包括央视记者在内几家电视台都拉开了直播的架势。更有甚者，远在南海之滨的海军陆战某旅刚刚接到准备驰援灾区的命令，兵马未动竟也被央视主持人连线采访了一通。

　　其实，媒体之于军队，远不像连队表扬好人好事的黑板报那样简单。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媒体的功能越来越像是放大镜和扬声器。军队不可能永远封闭在军营里。军队走出军营、融入社会之时，必是褪去神秘、亮出本色之日。即便是实行高度封闭式管理的驻香港部队，每年也有面向香港公众的开放日。驻港部队在全军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践告诉我们，作为媒体的关注点，军队不仅要习惯用行动说话，也要善于借助媒体说话。声高自远，见微知著。一旦面对媒体的镜头和麦克，你的优长缺点都会被放大、被凸显，你的言行举止都要经受舆论的品头论足、说长道短。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公开又是一柄双刃剑，媒体可以张扬你的正面形象，也可以对你不理不睬，甚至“鸡蛋里挑骨头”，扩散你的负面影响。所以，学会面对媒体，其实质就是学会面对舆论、面对公众，其目的就是充分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从而赢得舆论、赢得人心。

　　善于面对媒体也是一种素质，需要经过学习和训练。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卸任后，与人合作写了一本国际政治和战略学专著。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95年11月美军开往波黑执行代顿和平协定前，专门在德国的美军基地设置了一个训练场，里面有模拟波黑的城镇、村庄、农庄等各种建筑，每个营在获准开往波黑之前，必须在这里通过一系列处理紧急状况的考试，如果某一门考试通不过，还得补考。他们的理念是：“要士兵们在考场里把可能犯的错误都犯完，不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走错一步。”至于训练内容，美军的针对性非常强，他们把“在波黑可能遇到的危险都想到了：如何对付准军事部队、地雷、走私者、挑衅者，甚至还有CNN记者。”请注意最后这句话：严格的训练中，竟然包括如何对付记者！

　　这些年，我军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国防大学指挥员班曾组织过一次情景教学，他们请来一些媒体的记者，训练学员在特定环境中回答记者提问的能力。这些来自部队的师职指挥员，尽管开始比较紧张、拘谨，但几经训练也能做到应对裕如。对外开放的“窗口”部队196旅，在武器装备换代之后，表演内容随之更新，其中一项就是让官兵与外宾接触，大胆回答提问。有报道说，一些对话相当精彩，令那些外军将校对我军官兵刮目相看。去年在俄罗斯举行的上合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完全向媒体开放，中国军队的远程机动、战役筹划，直至实兵演练，都暴露在聚光灯下和摄像机前。参演部队指挥员发现，国外媒体不仅关注我军炮弹打得准不准，还关注着官兵们的一言一行。这位指挥员感慨地说：“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技巧之一。”他甚至把善于面对媒体的能力称为一种“软实力”。

　　在公开中学习公开。酝酿很长时间的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出台，绝非偶然，它标志着我军在面对媒体、善待媒体、借助媒体的认识与实践方面，有了一个新起点。

（三）

　　善于面对媒体如果真是当代军队的一种“软实力”，那么打造这种“软实力”，媒体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信息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激增。受“需求牵引”的拉动，当代传媒业空前繁荣，竞争激烈，收视率、发行量等指标不仅与媒体的经济效益息息相关，更暗含着对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比拼。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要想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就不能不主动适应形势，大胆改革创新，通过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牢牢占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同时，坚持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贴近性，依靠“先声夺人”和“权威发布”时时端正视听，而不靠媚俗哗众取宠，也不靠猎奇耸人听闻，更不靠造假欺世盗名。在处理涉及国家安全和军队形象的军事新闻时，主流媒体更应有明确的报道宗旨和严格的自律精神。为此，有几点“老生常谈”不能不谈：

　　第一，强化政治意识。军队形象往往代表国家形象，军事行动常常牵涉国家安全。因此，媒体对军队的报道，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正面宣传为主，以讴歌英雄为要，以启智育人为本，坚持增光不抹黑、维护不损害、帮忙不添乱的基本原则。80多年的辉煌军史证明，这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完全值得我们的媒体热情宣传；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更证明，聚焦军队行动的主旋律宣传不仅引人入胜，而且能够激励士气，感动世人，凝聚民族精神。至于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媒体可以通过内参等形式向军队领率机关反映，帮助他们解决。

　　第二，确立全局观念。这里所说的“全局”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指把握好报道对象在整个大事件中的地位作用；另一层是指无论对那个部队的报道，都应着眼于军队的整体形象，特别是在有众多部队参加的同一场重大行动中，媒体的报道应注意公平公正，一视同仁。以汶川抗震救灾为例，相同经历的部队比比皆是，同样感人的故事处处都有，可有的部队风光无限，有的部队默默无闻。究其原因，部队有部队的教训，媒体有媒体的责任。虽说新闻追求独特性，报道也不能不突出重点，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编辑记者与某部队较熟悉，或者某部队接待得好一些，提供的方便多一点，便总盯着他们。为了从整体上客观报道各部队的英勇事迹和英雄形象，媒体视野必须开阔，新闻来源必须拓宽。有了这样的大视野、大思路，我们才不至于漏掉新闻，也才能让微观新闻更具宏观意义。

　　第三，坚持求实精神。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一般说来，在不拔高、不夸大、不造假等传媒守则中，不造假往往被看成职业操守的底线，严肃的媒体绝不会轻易碰它；可是有的媒体对于不拔高、不夸大似乎就不那么在意了，认为反正是正面宣传，多说几句好话怕什么？其实，这种认识恰恰对正面宣传有杀伤力。试想，一个本来令人敬佩的先进人物在你的笔下被拔高了，他做的好事被夸大了，他周围的人会怎么想？人家要么会说这小子吹牛，要么会对媒体失去信任，以为媒体上的东西都是注水的，当不得真。可见，拔高夸大同造假一样无异于自杀，而客观准确永远都是媒体自律的准则。我们的媒体如果真想维护我们的军队，就必须把求实精神贯彻到底。

　　第四，严守保密纪律。一家香港杂志在评述我军抗震救灾时写了一段足以警示我们的话：“境外军情机构对灾区怀有异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可以从各救援力量的集结起运中看出部队驻地、人数甚至番号，也可以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军队调动和救灾中地面通信活动频繁，卫星工作量大，他们由此可以收集到大量军用电讯特征，以备后续研究破译。”军事领域的特殊性永远存在，即使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也绝非无密可保。值得注意的倒是，社会越开放，越要强调保密观念。保密这条高压线，不仅军人碰不得，媒体同样碰不得。自恃强大的美军算是够开放了吧？可美军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也不能不考虑新闻报道对军事安全的影响，其禁止报道的戒条多是围绕军事安全制定的。所以，负责任的媒体对于军队的保密规定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千万不能为了抓所谓“独家新闻”而干出有损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蠢事。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