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调”应该“重弹”

　　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萨空了先生提出：采访决定写作。持同样主张的陈克寒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献给敌后青年记者》一文中说：“从一般原理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那么从新闻观点上出发，便应该是采访决定写作。”他是“采访决定写作”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我国新闻宣传战线杰出的领导者、著名新闻记者穆青同志一直强调采访决定写作，并身体力行。1983年9月10日，他在《深入、多想》一文中说：“许多长期做记者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体会：采访决定写作。采访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位的，如果你根本没有采访到东西，没有接触到实际，没有到群众中间去，只是闭门造车，你是写不出好稿来的。这一点无论如何要重视。”（见《穆青论新闻》247页）2000年10月，他在《反映现实要及时准确》一文中强调：“采访决定写作，多思才有深度，文章要靠事实和真理服人，肯下功夫才能出精品。”

　　在手机、互联网早已普遍运用于新闻采访后，中国人民大学蓝鸿文教授在其《新闻采访学》中，对采访和写作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采访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写作是采访的结果和归缩，离开了采访，写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这个意义上说，采访对写作起决定性的作用。”蓝教授还说，“采访决定写作，还表现在采访的广度和深度，决定写作的广度和深度。采访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写作的成败。”

　　现在，上网可以查资料，通话可以用手机，传稿可以用电子邮箱，这些采访手段虽然便捷，但这样得来的素材，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已经加入了提供者的许多主观元素，使得这类新闻材料或多或少妨碍了对新闻事件的认知，束缚了思维。多年来，不到现场采访的稿子几无重大影响，几无获大奖者，就说明了这样做的严重局限性。

　　还应该说明，即使运用电话、电子邮件这些手段与采访对象直接沟通，也因为没到现场，没有现场的感受，很难实现感情的积累。一般说来，不同的新闻素材，能对记者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而同一素材，对不同的人也会起到不同作用。记者写稿子，看上去是在写别人，实际上记者的笔都是受自己的心所支配的，是记者有了感受之后才去写的，可以说记者也是在写自己的心，在写自己的情。记者都有各自对素材的评判、看法，这与记者的感情、现实关怀有关。采访离不开新闻素材的积累，也离不开感情的积累。素材可以借用，感情是不可以借用的。采访贵在现场感情体验。因此，没有现场采访，断然写不出独到的新闻。我们在运用书面采访、电话采访、互联网采访的同时，尤其要重视直面采访、视觉采访、体验式采访。这样做，才能在积累素材的同时，实现感情的积累。

　　“采访决定写作”这一“老调”，应该“重弹”。

深入采访决定作品的影响力

　　在中外新闻史上，有很强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新闻作品，都是深入采访的结果；有所成就的新闻工作者，总是十分重视采访的；被世人公认的新闻大家，无一不认定采访决定写作。

　　第一次在《大公报》上公开真实地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范长江，是在红军长征进行中的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前往大西北采访的。他冒着生命危险，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走祁连山，绕贺兰山，跋山涉水数千公里。在他跋涉的道路上，有许多地方就印着红军长征的脚印。没有实地实况的感受，范长江不可能对红军英勇无比的精神作出真切而感人的报道。他的这些报道，比美国记者斯诺对长征的报道还早一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后他集结出版的《在中国的西北角》通讯集，数月内连出7版，一时脍炙人口。应该说，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采访，留下了发人深省的佳话。

　　新闻史的路径延伸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全国产生了波涛翻涌的反响，千千万万人饱含热泪阅读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其影响涉及几代人，至今尤在。1965年冬，自然灾害袭击之后的中原大地正在慢慢恢复元气。穆青派记者周原到兰考了解情况，几天后，穆青、冯健听周原的汇报后，三人竟然感动得一起流泪。其后，穆青到了兰考，听县里同志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后，又冒着严寒，沿着焦裕禄走过的路，访问焦裕禄访问过的农户，寻找焦裕禄的精神，重温他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兰考的泡桐，他们亲自看过；兰考的风沙，他们亲身感受过；兰考的小米和红薯，他们亲口尝过；兰考百姓对焦裕禄的深情大爱，他们体会过……他们积累了大量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素材，也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写作激情。《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是中国新闻作品的一座丰碑。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评论家，无人不认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写作成功，基础在于深入细致地采访。

　　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感人的实例，说明深入采访才能写出传世之作。而且，在采访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今天，写作对采访的依赖一点也没减弱。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田刚采写的通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写得很真切，很感人，高票获第1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按说，新闻的主人公王顺友是位20多年辛劳在凉山邮路上的邮递员。特定的职业决定了他无惊天动地之举，无大起大落之情。然而，作者通过深入采访，尤其是与王顺友一同步行数日（其中有的记者因病因伤而不得不中途退出），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了邮路上的一切，在喝酒、唱歌、换马等过去不为人注意、甚至有意回避的细节中，真切感受到了王顺友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艰辛与孤寂，非一般人所拥有的胸怀与真情，非一般人所秉持的责任感、事业心，使通讯感人至深。专家们普遍认为，《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成功，首先在于采访的成功，这是很中肯的。

　　新闻界前辈和同时代的成功者，都以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采访的广度决定写作的广度，采访的深度决定写作的深度，采访的感情决定写作的感情，采访的成功决定写作的成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不效法他们呢？

当前尤其需要注重深入采访

　　当前，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变革时代的画面丰富多彩，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或正在议论中间的、或还处在萌芽状态的重大问题也不断出现。这些新鲜的事物、时代的画面、重大的问题，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上级发文件、下级送材料是无法得到的。有些新情况、新事物，不到现场采访，不要说写不出稿件，连事情的真实情况也可能搞不清，搞不懂，更不用说揭示出新闻事件所包容的政治意义，挖掘出新闻事件所具有的宣传价值，展示出新闻事件所蕴含的真情实感了。

　　我采访过某集团军自动化站长吕家国。这位从伏牛山下一个小村子走出的高级工程师，为闻名全军的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某防空旅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他工作中所涉及的，大多数是信息化建设的高新知识，我不懂，要让我把它写成一般读者都能读懂的稿子，要写得深刻、全面，更是不可能。我们到吕家国的单位后，请他对照书本给我们讲，在电脑上给我们演示，甚至到训练场对照武器装备给我们演练。我们采访的大部分时间，就花在搞清这些基本问题上，结果写出了一篇既能让大多数读者看懂、又展示了吕家国不平凡事迹的稿子。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党中央提出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三贴近”，都要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展示民心，都要通过强化采访来实现。没有深入的采访，要坚持“以人为本”是不可能的，要实现“三贴近”也是不可能的。总政曾组织全军新闻单位开展“记者蹲点看基层”采访报道活动。军队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住进连队，和官兵实行“五同”，进行亲历式采访，增强了对基层官兵的了解和感情，改进了作风和文风，催生了一批精品佳作，强化了新闻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战斗力。

　　正是因为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培养适应当前以至今后的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记者需要从多方面去做工作。然而，诚如穆青所说：“培养记者主要应该在采访中培养。采访是一个不断充实记者、不断提高记者的过程，是记者积累大量的知识、材料、智慧的过程。如果一个记者不到采访中去锻炼、提高，只坐在办公室、蹲‘衙门’，是培养不出来的。离开了采访，或者很少采访、懒于采访，这样的记者决不会有多大的作为。”

　　现在有些记者采访不深入，有社会功利色彩影响的原因，有思想认识片面的原因，有作风浮躁的原因，有吃苦耐劳精神不强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一个敬业精神问题。只有秉持一颗敬业的心，树立爱岗敬业的精神，才能自觉地深入采访。

　　（作者系战友报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