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老乡，我们来了”5月13日，我随驻滇某集团军首批赴四川北川抗震救灾的部队来到灾区时，救灾部队打出的这一标语，让我双眼一热。

　　战士敢走的路，军报记者更应该走一走。

　　5月15日上午9时，我随成都军区驻滇某师500名官兵向北川县旋坪乡的边远山村挺进。

　　地震使北川县旋坪乡通往外界的道路、桥梁严重受损，上万群众缺水断粮，全乡成了笼罩着死亡恐惧的孤岛。驻滇某师这天承担了转移群众、运送救灾物资的重任。前行不到1公里，一座“断桥”挡住了去路，带队的某团团长邓长城命令部队涉水过河。不想过河后又被50多米的大塌方拦住，悬崖上还不时滚下泥石。邓团长边观察边指挥官兵分组通过。我随二连彝族士官石以一格和三连上等兵幸德武通过时，感到如履薄冰，有两次下脚重了一点，身体就随着泥石往下滑，如不是他俩及时抓住，我这个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就当到头了！队伍刚通过不到百米，身后就传来“轰隆”一声，数十吨重的泥石排山倒海地倾泻而下。

　　见此情景，邓团长担心我的安全，不准我再往前走了。但我还是“我行我素”———我是记者，更是一名军人，战士敢冒的险，我同样得冒一冒！

　　原设想徒步30余公里，5个小时赶到目的地，但频频遇险和被迫绕道，几乎多走了近一倍的路程，直到19时才赶到。“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数千名几近绝望的老乡的欢呼声回荡在方圆七八公里的座座山头。老乡们的欢呼声,更激起了我作为军事记者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战士冒险救乡亲，军报记者更应该伸出手。

　　5月16日凌晨5时，我随500突击队员开始按计划组织群众撤离，并主动提出配合某团一炮连连长韩军带领的第一个小组，护送300多名群众。

　　经过3个塌陷处，走过5个塌方地段后，我们来到一段两边被地震削成绝壁、长近10公里的“一线天”山脊线。刚踏上这段只有四五十公分宽的“路”，泥石就不断地滚下两边的万丈深渊，风在呼啸，让人头晕目眩。突击队两个官兵一前一后保护着老乡逐一护送到与第二段交界处，然后再往前走。羌族老大娘李龙芬在地震中脚被砸伤，从出发就是官兵们轮流背着她。见到“一线天”，老人显得格外紧张。我和韩连长边安慰大娘边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用布带把老人绑在一个战士的身上，背着老人慢慢向前挪，前后还各有一名战士用背包绳作保险绳拉着，把老人安全送到第一个站立点。

　　以后每天的采访，我都千方百计协助官兵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在部队“进村入户”第一阶段，我就先后5次徒步200多公里和部队搜救群众。

　　战士经受的煎熬，军报记者更应该面对。

　　随着部队救灾的深入，官兵每天都要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

　　我每天仍和官兵冒着余震奔波在废墟上，有时一天要走十几个小时。头几天，身上的迷彩服几乎就没脱下来过。5月21日中午，我刚随某部上山搜救群众5个多小时回到驻地，又随某团通信连连长赵建军带领的小分队，向20余公里外的擂鼓镇的边远山村挺进。

　　经历了两次余震，走过几个塌方地段后，我终于和官兵于15时赶到最后一个搜寻点田坝村，我累得坐下去就不想走。晚上回到驻地时，几年前亲历部队野战生存训练时脱落的3个中才长出的两个新趾甲，不知咋的又各“走”掉了一半。疼痛，使我几次差点休克。但次日凌晨，当我得知某部突击队要到北川县一个叫“磨刀石山”的山上解救被困群众时，又闻讯前往。

　　由于体力严重透支，当我赶到近10公里外的“磨刀石山”半山腰与下山的救援队一同返回时，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奔波和沿途的艰险，我手脚并用也觉得很难，半小时才挪出不到500米，用“举步维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可看看官兵，自己不由得汗颜：他们扶老携幼，有的还要背着不能行走者。眼下的情景让我不敢想象他们下山是何等的艰辛。我又一次被他们感动了，打起精神继续往山下挪……

　　正是这样的一次次感动，我一天天挺下来了，并不断给自己打气：战士经受的煎熬，军报记者更应该面对。在报社5月底轮换记者时，经过坚决要求，我被批准继续留在震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