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任务要求，积极配合军事行动，深入开展舆论动员，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总结抗战时期我党舆论动员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对搞好未来战争舆论动员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和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立足自身构建宣传网络，舆论动员阵地坚实

　　开展舆论动员的前提条件是建立舆论宣传的平台，使自己的声音能够传遍全国，进入国际社会。在那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广播、艺术等多种渠道，广布宣传网络，努力实现立体式舆论覆盖，多阵地全面开花。

　　一是报刊。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在敌前敌后创办各种地方性的通俗报刊，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在这一号召的倡导下，各级党组织和爱国人士纷纷创办报刊，新闻出版业勃然兴盛。至日本投降为止，整个抗战时期在四川（含重庆市）出版的各类报纸近200种，刊物约1600种，仅重庆就达900余种；桂林有大小书店、出版社180多家，出版各种图书数千种，杂志近200种。这些报刊书籍多为我党领导和影响的进步文化载体。对此，连国民党要人也发出感叹说：陪都重庆确乎反常得很，控制舆论的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大公报》，而偏偏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偏僻闭塞的陕甘宁边区也创办报纸20余种、杂志60多种。即使是在沦陷区，共产党员和爱国报人利用上海租界和采用挂“洋商”招牌等方法巧妙地开展报刊宣传斗争，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二是广播。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广播，到30年代，因简便快捷、效力卓著而深受听众喜爱，成为无可置疑的强势媒体。1940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在延安筹建我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紧张准备和辛苦施工，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建成，并于1940年12月30日正式开播，主要播出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及国内外新闻。1941年12月3日又开办日语广播，收听对象主要是侵华日军。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士气低落，不少人就是听了延安日语广播后投降的。延安台不断把全国抗战的消息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传送到各地，使广大民众能够及时了解最新形势，增强必胜信心。

　　三是艺术。作为凝聚民众情感、激励民族信心的大众化形式，艺术是我党实施舆论动员的重要载体。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师、旅、团和军区普遍有演出队，他们搜索前方军民的抗战事迹，编成的剧本《放下你的鞭子》、《大家一条心》、《第七个“九·一八”》等，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歌曲也是这样。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热血》、《打回老家去》等一大批振奋民族精神的救亡歌曲，到全国各地教唱并通过电台反复播出，使“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响彻神州。还有通俗普及的快板书、连环画、宣传画、漫画等，对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主动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因时而宜把握宣传重点，舆论动员导向鲜明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特点及中日双方在战争进程中的发展变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他还预见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我党军事行动的指南，也为舆论动员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一是战略防御阶段，呼唤民族觉醒，鼓舞抗日斗志。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1年多时间，是中国军民抵制日寇入侵的战略防御期。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国民党内抗日派一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对鼓舞亿万军民投身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1938年春，由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领导中心。由此，“保卫大武汉”的活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周恩来、朱德等我党我军领导人纷纷到电台发表演说，激发民众的抗日斗志。4月7日至13日，武汉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就如何进行抗战宣传发表专论，强调指出，宣传周要扩大到前线，鼓舞浴血奋战的将士。武汉会战时，军事记者、文艺宣传队齐聚，战地动员空前活跃。会战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抗战军民的士气却没有低落，国内抗战情绪仍日渐高涨。

　　二是战略相持阶段，突出形势指导，激励必胜信心。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逐渐转到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一方面，部分军民对抗战态势及走向感到迷茫；另一方面，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政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把形势引导、信心激励作为舆论动员的主导。1939年5月31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二期抗战的重心》的演讲。演讲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然后围绕这个主题，层层展开论述：日军由于兵力、财力、物力、人心等因素的限制，绝不可能进行长期战争，而是转向以战养战的被动态势，因此二期抗战的重心便是集中兵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从而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二期抗战的最后胜利。演讲集分析、说理、叙述、议论于一体，对当时的抗战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是战略反攻阶段，注重渲染气势，传播胜利佳音。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高潮的到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的扩大，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军事行动的先兆是舆论动员和造势。1945年8月9日，新华社播放毛泽东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随后，又连续播发了朱德总司令一至七号命令。新四军、八路军迅速展开军事行动，实施战略反攻，敌后战场捷报频传。我党领导的新闻媒体及时向全国各地传播胜利佳音，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前方将士也深受鼓舞，作战更加英勇，战绩更加辉煌，导致了侵华日军的迅猛溃亡。

　　三、辩证灵活实施宣传鼓动，舆论动员富有谋略

　　如同抗战行动突出战法运用、注重出奇制胜一样，在抗战动员方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灵活实施，将舆论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深远的谋略性和高超的技巧性。

　　一是斗争与团结并重。国民党党派的狭隘性和私利性，决定了其抗战路线的片面性和对我党政策的两面性。为此，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必须对国民党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一方针在舆论动员领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一方面，党中央征求国民政府同意，在国统区公开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成为国统区团结抗战的旗帜；与国民政府共同组织大规模抗战宣传活动，利用其广播资源进行全民动员。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国民政府贸然发动“皖南事变”，包围袭击我新四军，并企图歪曲事实真相。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17日，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亲笔为《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版面题词，还率领报社工作人员上街卖报，震惊了整个重庆山城。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收敛反共行动，谋求再次合作。

　　二是国内与国际兼顾。在搞好国内宣传的同时，我党充分认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性。1937年11月，我党在香港组织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向海外数十家侨报供稿。新华社作为统一对外宣传的机构，1939年接办了英文《中国通讯》，1944年又正式向国外播发英文电讯。远在苏联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注重加强抗日宣传，团长任弼时多次在《真理报》及《共产国际》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为了推进国际舆论宣传工作，党中央还巧借“他山之石”，充分利用外籍人士和外国传媒的力量。1936年7月和1939年9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后两次到陕北访问，均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与之长谈了十几个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政策，阐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必胜的前途。他的话借助斯诺传入西方，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是军事与新闻融合。发展军事新闻事业，是抗日战争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党舆论动员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从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的传统，在残酷而又长期的抗日战争中，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察冀画报》、《抗敌报》、《拂晓报》等数百种报刊。这些报刊突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通俗易懂，指导性强。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研究总结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深入开展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光荣传统教育，提高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迅猛传播抗战喜讯，揭露日军罪恶行径，壮大抗战宣传声势，被誉为“民族的号筒”。

　　四、以身作则搞好宣传示范，舆论动员感召力强

　　舆论客体对主体的认可和效仿程度，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现实表现。为了增强舆论动员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出正确主张的同时，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强核心。

　　一是以民族大义占领先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我党审时度势，不计前嫌，率先举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9月，又主动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主和平解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最高的法律原则”，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但始终坚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是以浴血奋战示范引路。舆论动员的影响和成效，有赖于自身的苦战和战果。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在敌后战场英勇杀敌。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并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天激战，歼敌1000余人。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抗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民心士气。1940年开始的百团大战，历时4个多月，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掉敌据点2900多个。这些辉煌战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爱国青年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的热情。

　　三是以工作下乡唤醒农民。抗战爆发后，全社会对农民在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倚重，与农民实状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重中之重。我党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积极组织文化界人士深入农村，直接从事农民动员，围绕着淞沪战役、华北抗战和武汉会战等大战役，形成了知识分子工作下乡的一个个高潮。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农村的动员主题鲜明，形式活泼，既有培训干部、组织自卫队等政治军事训练，也有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抗日宣传，在战区农村的还有难民收容、战地救护等工作。也正是由于他们深入细致的作风和大众化的宣传动员，使广大农民的民族意识、思想觉悟和知识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