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是一种附于新闻报道之后的编者按语，是编者依托报道有感而发的议论性文字，旨在补充和深化报道的中心思想。它在帮助读者领会和理解消息、通讯的价值、意义的同时，增强其深度和力度，使报道锦上添花。

　　编后始于何时？有研究者认为，是司马迁首开编后写作的先河。附于“本纪”、“列传”后面的“太史公曰”，实际上就是一种编后性质的文体。

　　过去读《史记》，着眼于历史事件、人物比较多，最近重读，觉得“太史公曰”的写作特点对于我们今天写编后很有启迪。这里借助“太史公曰”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篇幅短小，言简意赅。

　　《史记》中“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112篇“太史公曰”，除《秦始皇本纪》引述贾谊《过秦论》稍长外，其余都在百字左右。短则少废话，短则易精练。编后贵在简短，三言两语，切中要害，一箭中的，一针见血。如果拉拉杂杂、絮絮叨叨，都是些空话套话，不仅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还会让人大倒胃口。如今，有的报刊编后署名、论字数计分，无形中助长了编辑把编后拉长的欲望，结果一些编后越写越长，越写越水，但作用越来越小，效果越来越差，纯粹成为一种形式，这就得不偿失了。编后还是要保持其本来面目，力求短一些，精一些。

　　二、引经据典，增加文彩。

　　在文章中引用前人的名言警句或民间的精彩口头语，是我国文人的一个传统。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继承这一传统，广泛引用经典著作中名言警句、民间大众的口头谚语，使编后大为增辉。其中有“《传》曰”、“《诗》曰”、“语曰”、“谚曰”等。例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引《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引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些引文对于增加编后文彩，揭示事物本质，起到重要作用。

　　引用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是作者知识渊博的重要体现。没有平时大量的阅读和丰厚的积累，想引用都找不到地方，更不用说引得恰到好处了。尤其是报纸编辑写编后，时间紧、要求急，常常来不及查阅资料，只好借助大脑。所以，编辑一定要多读书，多积累，那样，需要引用时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三、精心推敲，锤炼佳句。

　　编后能不能引起读者关注，能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有没有佳句很重要。“太史公曰”之所以耐读，令人回味无空，关键在于司马迁精心推敲，锤炼出许多精美的佳句。例如《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这把封建朝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现象给予高度概括。在《汲郑列传》中，针对汲黯、郑当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的状况，提炼出“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一警句把世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揭露无余，令人过目难忘。

　　四、倾注感情，爱憎分明。

　　感人心者，莫出乎情。人是感情动物。写编后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把心交给读者，把情洒向读者，才能引起读者心灵的震动，达到心弦的共鸣。没有感情注入的编后，必定是冰冷、枯燥的死文字。司马迁在为人物立传中，始终做到与传主同命运，共悲欢，所以其“太史公曰”常常是和泪而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是啊，以屈子之材，到哪个国家不能大展鸿图，何故自投汩罗，令后人哀婉不止？

　　在《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如果没有对屈原和孔子深厚的感情，司马迁何以写出这样打动人心的文字？当今报刊上的一些编后，之所以写得淡然无味，恐怕同作者没有感情投入，该爱的爱不起来，该恨的恨不起来，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有很大关系。作为编辑，一定要爱憎分明，对新风正气、好人好事热情讴歌之，对歪风邪气、丑恶现象无情鞭笞之，这样才能写出义正辞严、振聋发聩的编后。

　　五、直言不讳，一针见血。

　　写编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利在何处，弊在何方，都应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决不能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拐弯抹角，欲言又止。那样的文字纯属多余，起不到任何作用。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对周勃的功过是非写得十分分明：“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在《蒙恬列传》中，他针对蒙恬畏罪自杀前认为自己获罪是因为修长城动了地脉的说法，明确指出：“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六、别具慧眼，见解独到。

　　写编后，贵在有独到见解，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如果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么是胆量小，不敢言；要么是见识浅，讲不出。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常常有独到见解。在《项羽本纪》中，针对项羽“天亡我”的谬论，分析指出：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在《孝景本纪》中，他针对人们同情晁错，认为景帝牺牲晁错是弃卒保车的观点，司马迁明确指出：“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这就告诉人们，晁错削弱诸侯，维护中央权威的思路是对的，但他不懂循序渐进，用力过猛，是其错误所在。司马迁的这个见解应该说是非常正确的，后世改革者不可不察。

　　编后虽小，写好不易。虽不署名，也应努力。作为编辑，要十分重视编后，刻苦钻研编后，积极撰写编后，不断有精品佳作与读者见面，充分发挥编后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