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摘，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报道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很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里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雷锋”的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总政又将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沈阳军区政治部将核查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了《前进报》编辑董祖修。

　　董祖修是最早编发雷锋日记的《前进报》编辑，1960年10月他拿到5本雷锋日记后，特地到雷锋所在连队采访，在雷锋的小箱中他看到了几本笔记本，笔记本中也写有部分日记。1960年12月1日《前进报》摘发了雷锋15篇日记；雷锋牺牲后，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又摘录发表了雷锋32篇日记（包括已发表过的15篇），董祖修都是主要的选辑和编发者。他把军内外报刊刊发的雷锋日记摘抄仔细查对了一下，认为总的来说发表的日记是准确的、尊重雷锋原作的。但同日记原文相对照，《前进报》发表的雷锋日记有个别变动之处，原因是《前进报》四开四版版面太小，对原文文字作了删节和压缩；在选辑过程中，由于一时难以查实，编辑将雷锋摘录报刊书籍上的一些名言警句当作了雷锋自己所写日记的内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家报纸刊发的雷锋日记都来源于《前进报》，对雷锋自己的话与他摘录别人的话也没有区分开来，缺少必要的注解。董祖修向沈阳军区政治部、总政宣传部如实汇报了核查情况。

　　为了保证宣传雷锋有可靠的依据，使大家学习有准确的版本，1963年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决定正式出版《雷锋日记》一书。该书是依据雷锋日记原文，对已发表过的雷锋日记进行详细校对，并增加了一部分新内容编辑而成的。这就把原来报刊发表的日记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了，对雷锋日记中摘录别人的话尽可能查找资料，作了注解等。

　　周总理提议核查雷锋日记，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他提出的方法十分艺术，他是用“希望报社认真核查”的陈述语言，提出建设性意见，指引媒体解决了核查中遇到的难题。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1963年2月21日由上海《文汇报》正式刊出，题为《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由上海歌舞剧院的音乐家朱践耳谱曲。经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演唱。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此歌，深入全国城乡人心。此后好长时间才弄清楚，此歌原词（诗）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7岁的姚筱舟，在1958年宣传大跃进热潮中写的，全诗3节12句，署的名字是“焦萍”，刊于当年5月21日第8期的《总路线诗传单》上。得悉上述情况后，相关媒体即按照周总理“搞清楚”和“注明出处”的处理意见，将原诗全文刊出，同时也将雷锋日记中抄录并由他修改过的这首诗也刊出，让读者看清雷锋对原诗作了3处修改：原诗第一节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生了我的身”；第二节中“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原诗第三节中4句关于大跃进的诗句全被删掉。用心的读者读后说，雷锋对原诗改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应注为原词姚筱舟，改词雷锋。这样既尊重原作者，又肯定了雷锋的贡献。

　　周总理提议核查雷锋日记启示我们要加深对新闻真实性的思考。新闻的真实不单要求写事件性的新闻稿要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符合社会实际；对非事件新闻稿中所写的观点（思想）要准确分清是谁先提出，谁进一步阐述的，引用他人的话要注明。真实是指作者确定主题后，所写的（选用的）材料符合事实，不是要求写人物的所有事迹和经历。近几年有些媒体反复刊用写雷锋穿过皮夹克、谈过恋爱的稿子，说是为了让先进人物由“神”回到“普通人”的位置上来，实质是说当年报道雷锋未报道这些是不客观的。还有人说报道这些旧闻是暗示雷锋日记中写的：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他自己也难于做到，以此说明宣传雷锋“拔得太高了”。再联想到前两年有家媒体的记者公然说：“我现在还未找到当年代雷锋写日记的是谁。”这些似是而非的做法、说法，从反面证明周总理当年高瞻远瞩及时提议核查雷锋日记，分清雷锋自己写的和摘录报刊书籍上别人的话（诗），是维护和保持雷锋日记生命力，落实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持续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