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点，大地一片静寂，只有寒星在深邃的苍穹冰冷地闪烁。

　　在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驻地的沈阳军区某部四连战士宿舍楼，记者悄悄地起床，准备在这个最冷的季节、最冷的日子、最冷的时刻，去营门前与哨兵一道站一班岗。

　　这个日子我盼望了很久。入伍已30年了，除了当初在海军第一训练团的新兵连站过夜岗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过岗。两天前，当我抵达漠河某边防团新兵营采访时，就提出要与新兵站一次岗。可为了让新战友有个适应寒冷的过程，团里已取消了新兵站岗的安排。于是，我只好把这个愿望放在四连了。由于采访日程非常紧，我在这个连队只能住一夜，所以我的这一愿望必须在当天的凌晨实现。

　　一个大校军官，千里迢迢从首都来到祖国纬度最高、温度最低的边防线上与战士一道值班站岗，是有多种目的的。作为一名军人，我要感受边防战士那种为祖国站岗守边防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义务感；作为一名军队新闻工作者，我要通过与边防战士的零距离接触，感受什么是贴近基层，什么是贴近生活，什么是贴近官兵；作为一名前来采写稿件的记者，我要用自己的身体，实实在在地感受一下祖国北极最冷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冷到什么程度，以使今后处理的相关报道更具真实感。

　　由于出生在南方，我对北疆隆冬的寒冷没有直感。在北京临出发前，我到附近的万方商场花300多元钱买了一件长至膝下的大衣。谁知到了哈尔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牟可双同志对我说：“你的这件大衣到了那里根本不管用，就留在我们这里算了。等你到了漠河，向团里借棉衣和大衣吧！”

　　正是“三九”的第一天，哈尔滨当天的最低气温是-28℃。就在停车场到火车站台的这段路上，由于我的大衣被“没收”了，只穿着单薄的毛衣毛裤，也没带帽子，冻得直打哆嗦。火车还没有到，我在站台上来回跑步热身，真正感受东北寒冷的滋味。

　　又经过19个小时的旅程，当我从暖烘烘的火车车厢里出来时，感觉到漠河的冷像针扎一样能刺人肌肤。不过，我仍然是一身薄衣从站台走向停车场。到了某边防团，连夜采访。我发现虽然团里对新兵营新兵的健康很关心，天天晚上给他们喝姜汤驱寒，但仍有不少被采访的新兵因受寒而得了程度不同的感冒，咳嗽不已。第二天上午，我到新兵训练场采访、拍照，发现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许多新兵满脸是汗，帽子和护脖上挂满了白霜。

　　经过了哈尔滨和漠河两个层次短暂的寒冷适应期，我乘团里的汽车向此次北疆之行的最后一站北极村出发。路的两边是一丛丛的白桦林，树上没有我想象的银装素裹，只是树的根部被一层积雪所覆盖。同行的同志告诉我，北疆今冬没有下大雪，只是干冷。

　　终于到了祖国最北端了。此刻，中俄交界的黑龙江上被波澜起伏的冰块和白雪所覆盖，寒风就像刀片一样往脸上割。然而，驾着摩托雪橇在江上巡逻的官兵们，却毫不畏寒，而我时间一长，拍照的手麻木得似乎摸不着快门按钮了。当夜幕降临之后，我钻进四连官兵挖的适应性训练的雪窝。这里暖和多了，温度只有-18℃左右，而洞外就达零下40多摄氏度了。

　　当夜采访结束时已近12点。由于担心自己凌晨误岗，一夜没睡好。

　　当我穿好从团里借来的棉衣棉裤棉大衣棉皮鞋，并戴上棉帽之后，就与陪同我一同来采访的年轻士官吕衍海两人悄悄离开了宿舍。此时，我的脖子上还挂了台佳能数码相机，并把它塞进大衣里。如果相机在这样的低温下保护不好，就会使镜头上霜没法拍照了。因为，我还要拍一组“北疆夜哨”的照片。

　　打开宿舍楼的两道保暖门，一下子走出寒冷的室外，仿佛走进了冰库，寒气霎时扑来，紧紧咬住我还露在外面的皮肤。用手机的微光照一照放在树枝上的温度计，好家伙，水银柱的标志是-46℃。

　　我们毫不犹豫地向大门口走去，与两位站岗的战士打了招呼。极度的寒冷，此刻已在他们的帽子上、护脖上留下了厚厚的白霜印记。这里的夜岗是两个人同时值，一班岗值1小时。因为时间一长，站岗的会受不了。我们两人一边站一个，时间不多一会儿，就感觉一股寒气从四面八方往身体里钻，脚开始发麻，防护最薄弱的小腿像浸泡到冰水里。由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地方站岗的每一个战士是多么的不容易。于是，我给站岗的战士拍了照。我要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记住那些日夜守卫在边关的战友。

　　此时是2008年1月13日的凌晨5点半钟，离太阳升起的时刻还有3个来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