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者的足迹往往取决与他思维运行的轨迹。

　　太空中物体运行的轨迹有一定的规律，但地心引力、日转月缺等都会对它的运行速度和路径产生影响。推而想之，记者也是如此，如果发生突发重大事件时，你的采写甚至生活没有随之发生一些调整变化，那起码说明你还没有进入记者的思维运行轨迹。

　　事实上，每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比如农民，就得按季节、节令投入春种秋收，就得把婚嫁、盖房等放到农忙以后。因此，当记者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迅疾作出反应并有所弃舍，是按记者轨迹运行的必然。这往小里说，是新闻敏感；朝大里讲，是记者的责任感使然。

　　在大雪灾降临的那几天，我没接到任务。但却有一种坐卧不安之感———当举国抗击如此重大的灾害时，当数十万官兵出征救灾一线时，如果此刻不在一线，作为一个军事记者，将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和内疚。

　　于是，我决定先去了再说。这时，通往灾区的交通非常困难，火车汽车不通，飞机票两天之内全部售完。我向民航售票处讲述了采访任务，提出了一串的地点：武汉、长沙、南京、贵阳、南昌……在这几个重灾区，什么地方有票就务必订下来。1个小时后，电话打来了，有一张当夜飞南昌的机票。没有选择，我开始了真正的随“机”采访。

　　在应当有记者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去了的未必能够一举成名。但作为一名记者，最起码应当做到———我去了。

二

　　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有段很精辟的话：摄影既是对经历的一种确认方式，同时还是对经历的一种否定方式。意思大概是说由于只注意了几个标志明显的点，而将整个经历过程忽略了。

　　这话谈的是摄影，对我却有很大的启示。显然，任何采访活动中都有很多过程和经历与稿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们不可能构成文章的段落。但我发现，它们肯定会在不出现的地方影响着文章的整体，所以我将其称为隐性素材。有个历史知识很有意思———黄花梨和紫檀木都堪称国宝，可为什么是黄花梨木在前而紫檀木在后呢？因为明代的中、早期，居家还是贴窗户纸，屋里光线不足，所以，色调明快的黄花梨木就发展起来，而且多为上油打蜡，不上漆；而到明后期，玻璃窗的出现增加了室内的亮度，凝重冷色的紫檀木也就应运而生。面对满堂精美绝伦的家具，谁会注意到窗户纸和玻璃窗呢，但偏偏是它们在影响着一部家具史。

　　举个现实中自己的例子。

　　那天我赶到机场一看，心就凉了一半———告示牌上写着：本次航班延误无期，建议退票。

　　已经去晚了，不能再拖延，我决定死等。这一等，就在始终是闹哄哄的机场等到次日凌晨零点30分。

　　凌晨3点到达南昌，一早上出发采访。马上就陷入汽车长龙，3个小时没动一步。特殊情况，我只能违规了———打电话找20多公里外在大桥上除雪的武警部队，请他们来接。车从路的另一端到后，我跨过护栏，从高速路上逆行赶去。

　　机场上，由于多个航班取消延误使旅客吵闹躁动不已，让我事先就感受到灾区特殊的情绪和气氛；而高速路的上经历则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公路封堵带来的麻烦和焦灼。这些事本身难以成文，也不宜直接渲染，但从中获得的感觉，却成为我对稿件叙述的依据。

　　隐性素材还包括一些边缘话题，比如小常识。为什么桥上的事多，是因为桥梁凌空而架，无遮无掩地承受着冷风的侵袭，又脱离了温度相对高的地表，成为南方冬天最容易结冰凝冻的部位。而整个南方江河交叉，桥梁纵横，疏通桥梁无疑是抗击冰雪的重点。同时，除冰雪还有独特的方式步骤。这些当然不是最需要关注的点，但读者是宏观过程和经历的参与者，他们关注点肯定和记者不一样，你眼里的隐性对他们可能是显性的。如果在稿件里没有发现他们的观察和经验，你的稿子就打了折扣。

　　真实永远是相对的，记者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等等未必绝对真实，而对那些边缘的、隐性的经历和过程的思考，能够让我们最大限度地接近和反映真实。

三

　　我很钟情两个说法：一是有思想的事件，二是有表情的思想。

　　要不要思想是不需要讨论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思想。那种简单符号化的、平庸乏味的所谓“思想”，毫无思想的魅力和光彩。部队救灾行动这一事件，本身肯定是蕴涵着人民军队宗旨这样的大思想大境界的，但这往往成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只是几句硬插进去的议论。怎样才能将其真正地表述出来？我的想法是，要学会发现和写作有思想的事件。

　　比如写一些救灾事件，不能只有扛了多少电杆，送去几斤大米，只有简单事件记录就成了一张数字统计表；还有人物，我们也习惯于一个模式：吃苦受难加传奇色彩。这样固然有讨巧之处，但把人物的思想遮蔽了，失去了思想力量必定是苍白的。

　　从写作的角度而言，思想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在我们的描述中，思想常常平庸而且千篇一律，习惯用一些固定的词甚至最没感觉的数字来表达。我想，在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共产党员的模范事迹等等最大量的事件上，至少可以改进两条：一是防止“明星化”，报道的主要视角全是这些形象如何受到好评，怎样让人赞誉，获得多少功名……而他们的专业与工作没有构成主体价值；二是防止“竞技化”，你一天没吃一口饭，我就三天三夜不合眼；你让乡亲们无不伸出大拇指，我就让外国人连声称“ok”……这样的写作，肤浅而轻薄，结果就是让事件远离思想，将思想剥离于事件。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给自己写了这样的著名墓志铭：“这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因魅力而更深刻，因独特而更高尚，有思想的事件必定会产生精神影响力。

　　再说说有表情的思想。

　　思想是一个人心灵的折射，是人的内在生命和内心世界。思想是通过激动、兴奋、努力、不安、痛苦、愤怒……表达出来的，但它绝对不是这些简单的词句，甚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能够展现的。它的表现和展示，肯定不会是呆滞的印刷品，而必定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在江西抚州一个抢修电站的工地，一位地方领导问战士们年夜饭想吃鸡还是鱼。战士们回答，吃有骨头有刺的耽误时间，红烧肉最好。我注意到，当时这位领导不是我们经常写的那种热泪盈眶、感动地拉着手等表情，而是一脸厉色地交代：肉要炖烂，送来要烫嘴……我从这声色俱厉中，感受到了一种拥有多层次表情的思想。

　　救灾中那些对他人疾苦的关心，对灾情的焦虑，对自己责任的严肃……有表情的思想体现得格外鲜明，能够捕捉并让读者感受到这样的表情，写作就成功了多半。我相信，思想是有表情的，如果你没有发现，套用那位著名摄影家的著名的话———是因为你离采访对象的心灵和思想太远。

四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老兵、老记者，经历过、见识过的艰苦、危险并不比许多年轻的官兵少，即便如此，每次只要到救灾现场我都会被感动着，那天还冒出一句我自己很得意的诗——— 漫天风雪，遍地英雄。这成为稿子的题目，也成为灾区采访的主旋律。

　　救灾的场景让人感动和震撼，但触景生情只是记者打开的第一界面。这次采访留下了些遗憾，特别是在灾区的采访刚开始，部里就通知回来写稿。但这也产生了另一个效果，让我从热烈的运转变为冷静的思考，开始沉淀感情。

　　我们为什么要报道抗灾救灾，那是需要对我们民族国家的奋斗历史和经历给予精神激发和文化认同；我们怎样报道抗灾救灾，对英雄的崇拜和歌颂当然是主旋律，但还应包括对优秀传统道德的维护和赞扬。灾害报道难免涉及苦难，这时候的记者不应该炫耀刻画别人痛苦和危难的技巧，不能把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困难和艰辛作为不关痛痒的客体。如脑筋急转弯一样：针扎在什么地方不疼？答：扎在别人身上。

　　这些认识虽然很浅表，但情感的改变却让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视角———风雪中那些平凡人的善良和高尚，那些默默无闻的民工，那些熙熙攘攘的旅客……他们要回家探望父母妻儿，他们要把挣的钱带去养育回报亲人。他们无言地忍耐,无怨地相信政府。有个数字震撼着我———仅广州就有80万民工响应号召，退掉了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票。即便是部队,做通80万人的思想工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这里面体现出那种挥之不去、避之不忍的良心良知和人间至爱，会让我们自感惭愧。他们身上蕴涵着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和传统的和谐观。所以，我在文章里把他们称为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同时，我也对曾思考过的问题有了新的感悟。比如改革开放带来的雄厚经济实力是抗灾的坚实后盾，这在’98抗洪和抗击“非典”的宣传中就注意到了，但对改革开放同时带来的精神成果却想得不多。抗击雪灾的事实证明，今天的人们固然会为财富神话而激动，但在生活中最渴望的还是真情。追求比物质高一个层面的价值———情感与精神，仍是我们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支点。

　　所以我在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不能回家的春节里，中国人民拥有着如此丰富的精神家园。

　　救灾报道基本结束了，但自己心中却留下这样的抗灾救灾风雪备忘录———人民群众的红旗谱，共产党员的热血颂，中国军人的胆剑篇！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部机动组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