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龚志聪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学而优则仕》的文章（见人民前线报9月14日第四版），以鄙人几十年笔耕不辍为事例，阐发了学习与做事、学习与为官的关系。笔者感谢作者的教励，虽然内心觉得自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足为道，但对于作者阐述的“仕而学，学而仕，进在其中，成在其中，益在其中，乐在其中”的道理，倒是深为赞同和推崇的。这里接着龚文的话题续上几句，凑个趣吧！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几乎家喻户晓，可《论语》中还有另一句名言“仕而优则学”，知道的人可能就不那么多了。其实，这两句话具有同等的分量，恰如儒学专家所说言，“是孔子一根思想青藤上结出的两个果实”。“学而优则仕”好理解，中国从隋唐一直延伸到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就是最好的注脚。可仕求到位、官到手了呢？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学而不厌、孜孜以求呢？孔子的教导是，要当一个好官就必须学习，否则就可能是一个庸官、一个昏官，进而失去做官的本义。

　　学习的途径和方法有很多种，但不外乎是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一位人才学教授在谈到读书与成才的关系时说，读书、写作和调查是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越长，三角形的面积越大，所取得的成绩越大；而缺乏其中的一个边，其余两边就重合在一起，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既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写作不是少数“秀才”的专利，而应成为每个普通人从事社交、干好工作、成就事业的一项基本功，也可视为一条成才之道吧！

　　庆幸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印度的《奥义书》里面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让我过目不忘，“一个人到了30岁，就要用全部的时间来觉悟，不觉悟的话，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道路。”蓦然回首曾经走过的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过去乐此不疲的睡懒觉、侃大山、打老K等兴趣爱好，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它虚掷了宝贵的时光，然而换来的却是无聊和两手空空。于是，我把目光投向读书，把兴趣转向写作，进而一发不可收，所写的各类体裁的文章由上小报到上大报，由单篇到汇集成册，由获小奖到获全国大奖。现在我已人到中年了，我真的感谢年轻时的觉悟。如果没有那个年龄的觉悟，我一定还是糊糊涂涂的人生，一定还徘徊在理性的殿堂之外。

　　如果说，年轻时痴迷于写作，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存现状，抑或还有那么一点名利思想作祟的话，那么进入中年走上师职领导岗位后，我仍然乐此不疲、笔耕不止，除了兴趣爱好的“惯性”之外，就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认识和自觉了。邓小平同志早在1950年就大力倡导“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拿笔杆就是写，写离不开学与思，学与思是动笔的前提。领导动笔写学习心得，撰调研报告，列讲话提纲，包括不时在党报党刊上发表一些文章，有什么好处呢？一是有益于知识的积累。学习是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才能底蕴深厚、学识丰富。二是有益于思考能力的增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的火花常常在思辨的碰撞中稍纵即逝，要及时记录，善于捕捉。三是有益于掌握基层的情况。一个单位的基本情况和有关数据，包括典型和经验等，都需要载入领导干部的笔记，这既是写作的素材，更是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四是有益于工作的拓展和思路的创新。领导干部经常亲自动笔，有助于把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层面，进而出思想、出办法，提高领导工作的层次。一旦认识到这些好处后，就不单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促使自己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增强领导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职务动，笔砚随。”有人经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作那么忙，你哪有时间写东西？”“你一直坚持写，难道没有人非议吗？”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作为领导者，有限的时间多为“公共性”的事务所占据和分割，多在被动的驱使下行事，在应付、应酬中不可自拔。惟其不可自拔，更应创造一点属于个人的时间与空间来补充自己。因此，为官要不为官所累，做仕要不为仕所陷。保持一点独立的人格，保持一点属于自己的由读书写作带来的愉悦，就显得更加重要。我给自己曾撰一联：“万斤大锤击蚂蚁，弱弩之末穿铁板”，横批“乐此不疲”。对于本职工作，我要像“大锤击蚂蚁”那样，拿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而对于业余写作，我即使是“弱弩之末”，也要下定“穿铁板”的决心。况且，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此，我辛劳着、收获着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