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31 年12 月11 日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它诞生于中央苏区最为艰苦的日子里。其时，蒋介石正调集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日本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在4个多月内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并加紧南进。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在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环境里，《红色中华》报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充分发挥舆论的教育、激励和鼓动职能，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红色中华》报的发行策略

　　《红色中华》报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发行科，1932年4月间又改组为中央总发行部，负责报纸的发行促销、报纸零售、本地和外地发行工作。为了扩大发行，《红色中华》报还建立了报纸发行经济责任制度。1932年7月7日，《红色中华》报颁布了《关于发行书报推销代派处的报酬问题》，规定了推销书刊的手续费比例。7月21日，又发布启事云：从8月1日起，推销代派《红色中华》报500份以上七折，1000份以上六折半；以后推销代派，不得在书报费内扣除邮票费，如有寄钱或邮资欠资等，亦由其加倍偿还。

　　为了扩大报纸的销路，《红色中华》报一直以极低的价格对外销售，在创刊第一期刊头下面，即标明：“收报费铜元一枚”。1932年4月28日，中央总发行部宣布《红色中华》报的售价因邮资增加，从第19期后“每份收铜元2枚”，此后虽有变动，但幅度不大，第204期甚至声明“红军半价”。它还曾举办“促销”活动，在93期第4版曾经有启事云：“在本报百期纪念周中，凡向各地中央局发行部或发行站订阅者，报费每月只收5个铜板，一年大洋二角。一个读者介绍5人订阅，赠送本报一份，信封信纸各五个。介绍十人赠品加倍，介绍10人以上还有特别赠品；成绩优良的个人或团体除赠报及送奖外，在本报红匾上登载他的名字。”

　　除了自办发行外，《红色中华》报还利用苏维埃邮政系统邮递《红色中华》报，并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工农通讯员队伍，帮助报纸的推销，通过基层通讯员，把报纸散发到苏区每个角落。

　　笔者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筛选、排查发现，《红色中华》报创刊初期，发行不过二三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一万余份。红军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发行量最多时曾达四五万份，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全国的《大公报》，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党报。

　　《红色中华》报的“扩红”报道

　　早期的《红色中华》报对“扩红运动”的报道并不多，只是偶见几篇各地“扩红”的报道，从数量上看，批评报道占多数。比如1932年6月2日第六版的《对扩大红军马虎塞责的大拔区》、同年6月30日第四版的《破坏扩大红军的工作》，等等。

　　1932年9月13日，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项英发表社论《猛烈扩大红军反对对于扩大红军的消极》，详细阐述了“扩红”的原因及存在问题和努力的方向。社论说：“这一革命战争的剧烈形势，在主客观上都需要我们以最强大的红军力量来担负这一当前的战斗任务，所以扩大红军就成为我们迅速完成当前战斗任务的最中心条件了。”社论尖锐指出：“地方苏维埃从未将扩大红军列为自己的经常工作之一，大部分是委之于扩大红军委员会而自己站在不负责的地位。”并明确指出：“动员和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到红军去，就要依靠我们的政治宣传鼓动，依靠我们在一切斗争领导上去动员群众，绝不是命令强迫。在事实上命令强迫，不仅不能扩大红军，反而阻碍红军的扩大，我们应当使每一个工农群众了解当红军是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更大胜利，完成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第二天，《红色中华》报又发表特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训令指出：“需要我们以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消灭敌人大集团的兵力，这不但要号召千百万工农群众武装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强大革命战争的主要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我们估计目前革命战争发展的形势不仅是为了要迅速的、便利的消灭敌人大集团的兵力，而且要随时准备直接的与帝国主义广大武装的冲突，因此，在主客观上都需要我们工农红军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与要求迅速地强大起来，才能解答目前所负的任务，猛烈的扩大红军在目前是我们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完成一切任务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此后，《红色中华》报加强报道各地“扩红”成绩，介绍“扩红”经验，反映广大群众积极支前的感人事迹。

　　1933年8月31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一封《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红军家属致前方红色战士的信》，信中说道“苏维埃给了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生命，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我们，你们应该为苏维埃运动而奋斗到底！更加努力，千百倍的努力杀敌！”该报38期《胜利县全体十六七万群众自动慰劳伤病战士的盛况》报道谈到：“胜利县十六七万工农群众的大队慰劳代表一行五六十人，各担着全县群众的慰劳品：鸡子，鸡蛋，猪子，草鞋等数十担。手执红旗音乐扬扬，锣声铛铛，热烈的向医院去，由该医院的同志分别导往各病房，各代表逐一的向着伤病同志殷殷慰问。”

　　《红色中华》报面向普通群众的办报思路

　　在想方设法搞好报纸发行订阅的同时，《红色中华》报的采编人员积极致力于解决苏区民众如何读懂报纸的难题。

　　一是“扩红”报道语言的通俗化。

　　对于《红色中华》报来说，能否做到语言的通俗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该报的读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和战士，就是干部也大多来自农村，所以，为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发挥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红色中华》报的“扩红”报道必须实行口语化、通俗化、形象化———即用群众的语言，让群众听得懂、看得懂并且感到有味道。

　　《红色中华》报的消息标题浅显醒目、简明扼要、形象生动且好懂易记，易于传播。比如第195期的报道《勇敢坚决当红军：坚决上前线去，宁愿不要老婆！》，第236期的报道《儿子宣传父亲；父亲带领儿子；叔叔鼓励侄子》。不仅是标题，正文也注意用口语来写，使报道通俗易懂。比如有篇报道说“白军拖枪来加入红军”，形象生动，一目了然。

　　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区域不少是客家方言区，所以，《红色中华》报的很多报道都运用了苏区人民所熟知的方言、口语来描述，语言朴实易懂，使公众产生亲切感、认同感。比如“人公子”、“地主婆”、“自我个子”、“格是涯妇女子”、“涯简多年纪"、“莫什么”等等客家话都曾出现在报纸上。

　　二是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

　　《红色中华》报创办了《红角》、《红色小辞典》等栏目“登载各种短篇文字，如文艺小品和某种事件或名词的说明以及识字课”，以提高根据地民众的文化水平，扩大其知识面。此外，《红色中华》报把培养工农新闻干部当成编辑部的重要责任，编写了《写给通讯员》的教材，并逐一在《红色中华》报的《红角》栏内发表。这也许是我党最早开办的函授教育，为苏区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这些遍布各地的通讯员网络又不断“组织与教育在他们领导下的工农通讯员”，推动了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红色中华》报的典型宣传

　　一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报道是从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后，才开始大规模的运用于新闻实践中的。但是，在《红色中华》报的报道中，典型报道已经非常的“典型”了。

　　红区初创之时，物质文化比较贫瘠落后、百姓思想比较闭塞保守，农民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民既具有历史的主动性和革命性，但同时他们又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因此，大力发挥报纸的宣传职能，鼓舞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积极投身到保卫根据地中去，成为《红色中华》报的一项重要任务。

　　《扩大红军的模范领导者吴昌海同志》、《热情充溢的兴国慰劳队》、《宁化涌现两个新模范区》，《扩大红军的模范》、《扩大红军的模范县》、《闽省木船工会扩大红军》等各种各样的典型，在《红色中华》报上头版、占头条，大篇幅、大字号，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新闻宣传中独树一帜。因而也十分有效。报道典型成为《红色中华》报的重磅炸弹。它及时抓住在“扩红”过程中的正面典型或负面典型不放，立即进行大力赞扬或严肃惩戒，收到以点带面、敲山震虎的效果。以至于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记忆，发挥了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无数事实证明，这些典型报道不但对推动各个时期的各项工作，促进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正确引导战时舆论，激励人民群众扩军备战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据《红色中华》报第86期报道，在红五月中“兴国模范师四千五百零五人，自愿加入模范师的一千零七十三人，共五千五百七十八人，成立了兴国师，加入了三军团。”“博生（指宁都县）五月初即动员了五百六十个人加入了方面军，五月三十日集中一千七百余人，成立了博生团。另外自动加入红军的四百余人，全县红五月扩大红军二千七百五十人”，江西“全省在红五月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中，突破了二万五千人，创造了四个师，强大了二十三军。”根据孔永松等人的研究，中央苏区从1933年2月到1934年7月的猛烈扩大红军运动中，“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总人数约有十六万到十七万左右。”当然，不能说这样的结果完全是《红色中华》报战时舆论宣传的效果所带来的，但它所特有的营造气氛并进而产生推动与激励的作用，是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