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角度看，一些党报的话语形态，总体给人以“宣传话语”的刻板印象，即官本位话语、观念型话语、程式化话语、公文式话语等，浸染在版面的字里行间，导致宣传腔较重、宣传味较浓、宣传架子较足。这种话语形态，存留原有宣传模式的痕迹，根子是在数十年积弊的惯性作用下，混淆了新闻与宣传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带来话语形态的错位。虽然，任何舆论工具都要承担政治宣传任务，任何新闻都免不了宣示传播什么，但要在相对的差异中寻找最佳交叉区，力求将宣传内容纳入新闻规律的轨道，使之水乳交融，以“新闻话语”去表达思想感情或主观意图。话语模式的内核是姿态，外延是形态，姿态决定形态，即用什么态度对待受众、用什么方式传播信息，说什么？由谁说？怎么说？

　　优化一：

　　变“灌输话语”为“传播话语”

　　灌输与传播有着明显区别，灌输更强调“告知”———要你知道，传播更强调“欲知”———我要知道。我们习惯于从“要求”出发，忽略了“告知”与“欲知”的对接，不去抓共同的兴奋点。大量的报道与老百姓不大相干，都是“告知”性的传达，并非“欲知”性的传播———这其实是更为危险的一种“失语”。殊不知，受众“欲知”愿望不强烈的“告知”，不管你“反复说了多少遍”，不仅没有生命力，反而还会产生负面作用。

　　受众接触媒体，总是为了获得新鲜信息，传播就一定要“有料”并且“解渴”，否则就不容易获得市场、主导舆论。《南方日报》在不断深化新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党报也要打市场”的观点，在部署宣传任务时，总是琢磨如何让省委大院研究的问题，恰好是市民早茶桌子上议论的话题，使上面的“意图”和下面的“想法”贯通起来。“告知”与“欲知”就有了契合点。《长江日报》近年之所以苦心经营“长江视点”、“疑点探访”、“特别关注”三个专栏，就是从三个不同角度，构建上下关注的“舆论链”。特别是“疑点探访”，取为受众“探访”之姿，在其疑处做文章，既满足了“欲知”的需求，又传达了“告知”的要求。

　　党报作为舆论工具，确实经常要宣传中心工作，对受众进行必要灌输。但是，哪怕采用社论、评论、理论文章、讲话刊登等形式，也要尽可能作新闻化的选择、传播化的处理，突出受众关注的信息。有的党报，对重要会议的长篇报告，或“大卸八块”予以解读，或“画龙点睛”加以评述，寓宣传价值于新闻价值之中，就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说到底，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来自于受众对知情和表达权的满足，满足得越充分越有话语权。

　　优化二：

　　变“概念话语”为“事实话语”

　　新闻话语更重要的特征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用概念演绎”尽可能传播事实形态的信息，而不是概念形态的信息。特别要善于发掘事物“变动”的因素，用新鲜的事实来传递意见，真正有效的宣传也依赖事实的力量。1946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的《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说：“所有力量的意见乃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上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这样人们就觉得只是从他那里接受事实，而非从他那儿接受意见了。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愈是好的新闻，就愈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的意见，也愈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

　　看看一些党报的版面，实打实的“事件性报道”真不多见，空对空的“意见化报道”倒连篇累牍，以“聚焦”、“掠影”、“扫描”等面目出现的综述报道，玩弄一个又一个概念，大而无当，空洞无物———受众一看就是“宣传”，往往引起逆反心理，又何能奢谈入脑入心？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媒体人已习惯“策划”这种“大手笔”的东西，操作起来也“驾轻就熟”。本来，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成就关乎国计民生，为受众所高度关注，把事实摆充分就管用。可我们要讲高度，热衷于“提炼”；讲深度，热衷于“挖掘”；结果离事实越来越远，异化为一堆概念加一堆数字，靠人工色素“增色”。还有所谓“扭角度”，不少是在扭曲事实、肢解事实，让事实为观点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负责《莱茵报》时就指出：“报纸应该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描写事实”。相比之下，我们都是一些“表态新闻”、“造势新闻”，通常有“全国各地”拥护什么、“全市人民”贯彻什么，看不到具体人和具体事，这种笼而统之的话语有传播力量吗？反过来，一些“成就报道”、“政绩报道”具体每一项可能都是真实的，但用大话套话一“包装”，却在整体上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可信度又在哪里呢？报纸就是“消息纸”。为着矫枉过正，应大力提倡“让消息唱主角”，力促新闻报道向事实话语回归。因为消息属于“硬新闻”，没有事实不成其为消息，更讲究“5个W”，更见务实求真的功夫，远不是那些“注水新闻”可以凭概念演绎能滥竽充数的。

　　优化三：

　　变“官样话语”为“公共话语”

　　党报仿佛是“官方”的化身，而没有把自身当成是沟通社会的大众媒介、引领舆论的公共平台。从主打内容到表达形式、从版面安排到语言风格，整个话语框架的基调为“官腔套话”：官视角，官思维，官规格，官样文章。大量一般日常运转的工作性“四季歌”循环往复，了无新意。诸多调研、视察、慰问、会见、座谈等缺乏信息，被老百姓戏之为“看当地领导在哪儿上班”，那作用似乎只在证明领导的职务没有发生变化。尤其是一版或要闻版，由于承担的宣传任务繁重，称得上要闻不“要”、要闻无“闻”，基本模式是：“领导、会议加高调，指出、要求夹强调，名单、程序不动摇，结尾来句大口号”，缺乏真正的重要性和新闻性。如此“官样话语”，似乎特别讲究“排名学”、重视“座次表”，极而言之已有“三突出”之谑———突出领导、突出领导中的主要领导、突出主要领导中的一把手，不管新闻价值几许。

　　可喜的一点是，2006年度重庆市出台文件，规定报道与否不以领导出席与否来确定、报道次序也不以领导职务排序来确定，而注重新闻价值的大小。其实，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以《人民日报》为代表形成的党报优良传统。

　　深圳市新闻媒体对市委2007年一号文件作出建设“生态城市”决定的报道，是一项“指令性报道”。对此，《深圳特区报》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开设了一个“一号文件高端解读”专栏，把“官方”意志转化为一个公共话题，将城市“生态”与市民“生活”联系起来，邀请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描述“生态”美景，引起受众的热烈回应。可见，“指令性报道”并非是单一的宣传任务，也是重要新闻资源，能使党报成为传播“官方”信息的权威载体，这正是公共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新近一项“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在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方面，人们首先信任的是“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其次是“专家学者”、再次才是“官方新闻发言人”。在互联网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成为传播主体，“公共话语”更要充分体现公众的表达权。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和谐的两个基本前提是，一是公众基本利益的需求得到满足，二是公众基本诉求的表达得到满足，前者为“民生”，后者为“民权”。这启发新闻媒体不仅更多关注公众的生存状态，还要更多反映公众的诉求表达，甚至以合适的方式传递他们的疑虑、焦虑和不满，在双向交流中使之得以释放和提升。

　　优化四：

　　变“衙门话语”为“亲民话语”

　　“官本位”衍生“衙门化”的做派，居高临下，例行公事，缺乏对民生的细致关切，显得亲和力不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有过遗憾。2006年3月27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教育部出台“清退40万中小学代课教师”的政策。当晚，王旭明看到电视画面中的自己神情严肃，有点冷冰冰的样子，随后网络上出现对他态度的批评。他反思道：“对这个政策进行解读的时候，我的表情过于冷淡和严肃，一板一眼，忽略了一种温情的东西”。好久，王旭明难以释怀，设想如果重返那个发布会，他会首先对那些中小学代课老师表示尊敬和感谢，他知道他们生活得不容易。这就是不同话语所包含的态度问题。

　　老报人袁鹰最近回忆解放初期在解放日报工作时，老总恽逸群说的一句话———“我们办党报要密切联系群众，党报工作人员不要党气逼人”。敬一丹不久前也语出惊人，发人深醒：我现在天天都在琢磨怎么样在媒体上“说人话”。她做《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坚持不用“要”、“必须”、“希望”、“应该”、“社会各界都要认真配合”这类话，并告诫自己“永远不说”。即便是针贬性、抨击性的评述，她也摒弃原有一些习惯性的“斗争”话语，如“他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可忍孰不可忍”等，宁肯跟编辑记者吵架，最后争到领导那儿，也力求换一种说法，为的是“用平民的、平衡的话语，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起一个翻译的作用”。

　　确实，党报要把领导机关的意图通过话语转换“翻译”给受众，力避“衙门”口气。《焦点访谈》之所以为受众喜闻乐见持久不衰，除了内容的贴近，少不了话语的贴心。敬一丹的体会是：“独到的言论不在于声嘶力竭，而在于好好说话，和观众平起平坐，而不是高高在上”。类似的“冷冰冰”、“非人话”在党报上并不鲜见。有人会说，王旭明的“冷冰冰”，从职务行为上看，也没什么失当之处，例行公事么！我们高居“衙门”，习惯了例行公事，无形中养成的优越感随时在笔下挥洒，哪会想到人家“生活得不容易”？话语是用于表达情感的，没有情感浸透，当然就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敬一丹所说的“说人话”，包含的就是人性化关怀，记者胸有满腔热血，受众才能感受到温暖。

　　春运期间，有报道称“尽快将学生运输完毕”、“积压旅客已得到妥善安置”，例行公事的“衙门”口气。有人批评说，人不是货物，“运输”改为“运送”、“积压”改为“滞留”，岂不更准确、更合适？细微处的一字之差，就暴露了话语的缺失，这在报道中比比皆是。关注民生，不仅仅是增加这方面的题材，也不只是创造一种新闻样式，而是在所有报道中渗透对民生热切的关怀。话语是外壳，内核是态度，“亲民话语”反映的是一种新闻态度。没有热切的关怀，有再多的民生题材，那也是“贴”上去的“作秀”，这种话语一看便是假的，骨子里还是“衙门”意识。

　　综上所述，新闻媒体在整个社会话语体系中，具有示范性文本价值，确应为创造和谐的社会语言环境、人际交流环境和整个和谐社会作出表率。这需要党报自身努力，更需要领导机关站在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转变观念，不断改革新闻管理的模式，首先为新闻媒体营造和谐的“新闻环境”。党报的话语形态，不是简单回归到“新闻话语”，还要超越于其他报纸如都市报的“新闻话语”。有人评价卓越之士说：他和谐地融入普通群体之中，又一眼能让人看出其“非凡品质”。这种比方适用于党报，即在所有媒体中担当“主流媒体”的主导角色，占领话语高地，从而引领舆论，给社会以强大影响。

　　（作者单位：长江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