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其中，晋察冀边区作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重要的一支敌后抗日力量，于1938年1月成立了边区政府，成为“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就创办于边区政府成立之前的1937年12月，1938年4月改为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同年11月，晋察冀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该报成为分局机关报。直到1940年11月7日，其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兼有北岳区党委机关报的性质。它出版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成为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共存在了11年零6个月，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创办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党报之一”。该报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力量、克服困难，进行“游击办报”，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出报，对塑造党中央、军委和敌后边区政府形象和传播党中央的声音贡献了力量。

一、抗战时期，党及其边区政府借助媒介构建政府形象传播的必要性

　　1、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树立党及其边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报纸始终“把宣传党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宣传内容，在反映与推动根据地全面斗争和建设，动员、鼓舞、团结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拉近党及其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心理和行为距离，树立自身权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抗战的非常时期，需要良好的政府形象，维系和巩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危机，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支持和援助。同时，一个在非常时期能够顶住压力与挑战，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抗争的、有担当的、能依然有效发挥职能的政府，才会使人民群众在非常时期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与国家、政府紧密配合，共渡难关。

　　2、化解潜在的利益矛盾———保证人民群众抗战决心与行动的高度统一。

　　抗日战争使国家处于非正常的发展阶段，虽然党和人民群众在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因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势必会引发眼前利益与短期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承受力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党及其边区政府强化、突出政府形象所具有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将矛盾化解，使人民群众从心理和行动上接受非常态的发展现状，并积极投身到抗日中来。

　　具体来说，党及其边区政府需要借助边区的新闻宣传，进行战时政策引导，帮助边区人民群众理解抗战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理解党和政府在抗战非常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和行为，消除可能出现的心理障碍、情绪抵触和情感上的不认同，从舆论上化解政府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和行为与人民群众短期利益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3、宣传一致的抗战信念———唤起中华民族的内在向心力与凝聚力。

　　“良好的政府形象对社会公众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抗日战争是对我党的考验，也是对中华民族意志力、向心力与凝聚力的考验。在民族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遭遇侵犯的重要关头，需要中华民族秉承统一的民族信念，维护民族尊严，以统一的、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引领人民群众接受考验。

　　党及其边区政府需要借助边区党报宣传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念和奋斗目标，宣传统一的价值观念，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转化为支持参与抗战的实际行为。需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唤起精神上的共鸣，并以此精神内核凝聚民族意志力、向心力，在危急时刻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4、抵制虚假失实的宣传报道———防止因政府形象失真而涣散民心破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的宣传报道，极易出现失真，从而危及党和边区政府的真实形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媒介发展自身存在缺陷，宣传体系尚不健全所致。战争环境恶劣，无法保证报纸稳定的制造环境和畅通的发行渠道，编辑发行报纸的整个媒介制作流程被战争割裂成几个部分，信息的暂时中断导致很多关键战情无法流通，猜测、传言顺势涌现。二是因敌方进行摧毁式宣传攻势，伪造我党新闻宣传工具损害我方形象。敌方不但借助自身媒介，传播扭曲战争真相、造谣中伤、诋毁我方形象的信息，还模仿边区党报捏造一些莫须有的报刊滥竽充数、混淆视听，诬陷党及其边区政权、诬陷边区党报。如不及时予以澄清，坚决予以反击，人民群众就会对党及其边区政权的政策行为进行误读，党和边区政府的形象也会随之受损，政府形象失真，进而阻碍抗战的顺利开展，对最终胜利极为不利。

二、《晋察冀日报》构建党及其边区政府形象的传播方式

　　《晋察冀日报》作为党及其边区政府的主要舆论喉舌，也是遵循上述4个必要性展开新闻宣传、进行战时报道，对党及其边区政府的形象塑造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报在构建党及其边区政府形象传播的宣传报道中，主要采用了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间接形象传播———主要以战争报道为主，如：报道抗敌战况、揭露敌方罪行等；二是直接形象传播———主要以党及其边区政府的施政行为、职能表现为主要报道对象，如：发布政策指令、表明态度立场、澄清虚假宣传等。

　　1、发布政策指令———塑造统一的价值理念和信条。

　　抗战初期的《晋察冀日报》，借助连续的、周期性的宣传与信息沟通，宣传党和政府近期的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行动步骤，为人民群众做好心理预期和应对准备进行了舆论上的引导。

　　1938年5月4日，该报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社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边区人民发扬共产主义与孙忠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的精神，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人民群众指明了抗战时期应恪守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同年10月12日，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抗战将步入相持阶段，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在于团结、进步、依靠群众……”既传达了党中央的最高指示，也为新阶段的抗日活动提出要求。边区政府通过宣传党中央的抗战指示，塑造了人民群众统一的价值理念和信条，在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就取得抗战胜利这一共同信念达成了共识。

　　2、报道抗敌战况———以优异战绩鼓舞士气、激励民心。

　　《晋察冀日报》紧随战争形势的演进和发展，对抗战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和战果，以及良好的抗战趋势，进行了及时、连续的报道，旨在突出党和政府一直以来正确的抗战路线、高效的指挥与出色的作战功绩。

　　该报报道抗敌战况主要是围绕我军对日、对国民党反动行径展开的，如：1938年11月15日，该报发表社论《为彻底粉碎日寇的围攻而斗争》指出，从9月20日开始历时两个月的晋察冀边区军民反围攻初战告捷。此外，报道还涉及军民共同作战过程中人民群众作出的杰出贡献。如：1938年7月23日，该报发表《对群众工作的建议》的社论，报道了边区人民群众配合作战、除奸、春耕、财政动员各方面工作的成绩，不仅强化了政府原有的良好形象，更调动起了边区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热情和信心，进一步固化了政府正面、积极、进取的边区政府形象。

　　3、表明态度立场———协调抗战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晋察冀日报》十分重视党及其边区政府针对“争取抗战胜利、实现统一战线、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做出的各种立场说明和鲜明表态。始终坚持抗战时期根据地政府的政策、号召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一致，采取一切措施消除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利益矛盾。

　　1938年9月8日，该报发表了《巩固晋察冀地方政权的民主建设》的社论，指出：“晋察冀边区地方政权的产生，一开始就最大可能地表现了民主精神”，明确了边区政权与人民群众的民主关系。此外，边区政府还力求在土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上的各项需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社会利益和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尽量实现战时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而在情感和心理上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赖，为抗战奠定基础。1944年10月29日，该报报道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救济冀中八、九分区水灾的号召，发挥政府职能开展救灾指挥工作。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边区政府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关切与维护。

　　4、澄清虚假宣传———纠正扭曲的政府形象，清除抗战隐患。

　　敌伪政府始终在借助其媒体或伪造我方媒体，制造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报道，诋毁我方形象。《晋察冀日报》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会导致不良后果，便积极投入力量，及时调查、及时澄清。

　　1940年5月16日，该报发表了《向边区各界呼吁》的社论，揭露敌人因嫉恨本报，伪造《抗敌报》，破坏本报形象的行为，号召我方予以反击。另外，1942年7月28日，该报还报道了敌方在欺骗性宣传失败后，先后伪造了《抗敌报》、《新抗敌报》、《建设报》，进行虚假失实报道，破坏边区媒介的公信力以及边区政府的形象。该报为此还发表了题为《日寇无耻堕落的宣传伎俩》的社论，从言论上予以声讨，及时有效地协助边区政府对自身扭曲的形象进行了修复，纠正了不实报道，摧毁了敌方的负面宣传，为抗战形势的顺利展开清除了隐患。

　　5、揭露敌方罪行———戳穿敌方破坏抗战的阴谋，从舆论上夺取主动权。

　　国民党当局自1938年至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管制法令，还设立了专门的新闻管制机构，严密控制未送审的出版物，对宣传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取缔。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进行迫害，力求控制舆论，压制抗日革命言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晋察冀日报》以“游击办报”为核心，通过战时新闻报道，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揭露、对国民党反动行径的批判，成功躲过敌方的言论封锁与干扰，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1940年11月10日，该报对敌人开始向晋察冀北岳区进行“扫荡”进行了报道，指出其妄图搞垮边区领导机关的阴谋，并对反“扫荡”的战况进行了连续20期的不间断报道，有力地回击了破坏抗日的种种罪行，从宣传攻势上逐步赢得主动，对敌方予以严厉的打击。

三、《晋察冀日报》的抗战报道对传播政府形象的若干经验

　　1、媒介的非常态政府信息传播，需要政府发挥必要的国家强制力实现既定目标。

　　抗战期间，国家处于紧张、失衡和混乱的状态，党和边区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局面以及社会发展环境都受到来自外部不可抗拒的威胁，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会因此受到干扰甚至损毁。在这种非常时期，需要党及其边区政府发挥强制力，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和引导力，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对外保家卫国、保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

　　2、媒介的非常态政府信息传播，需要及时应对内部过失、澄清外部失实报道，迅速修复维护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受损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前者因政府施政不当所致，需要政府对党内出现的问题或过失，进行自我反省与及时纠正，澄清政府立场，对可能受损的形象进行补救和修复，避免党和政府形象发生扭曲；后者因外部宣传报道失实所致，需要政府对损害其形象和国家长远利益目标的宣传行为，结合边区政府政策给予及时回应，提高决策与执行的速度和效率，采取主动，控制局面。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某些问题政府一旦处理不当，既有可能形成负面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伤害人民群众的情感，还会引起社会范围内的紧张情绪，破坏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3、媒介的政府形象传播，要以时代需求、执政目标为前提。

　　政府借助媒介进行的形象传播，需要以一定的时代背景、政策背景和社会发展环境为依托，要有一定的现实目的性和发展诉求。媒介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播哪些政府行为，突出政府的哪方面政策职能，乃至最终塑造一个怎样的政府形象，都取决于国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取决于国家民族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目的、需求不同，媒介采取的传播策略不同，传播的内容、形式不同，突出的形象特征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同。

　　4、媒介的政府形象传播，要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群体对政府职能的期待。

　　“政府体系的结构、职能、效率、政策及权力的运用是不断变化的，而公众对政府的要求、愿望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一旦发生变化，就要求政府履行的职能、政策制定的内容、政府执行政策的行为效率等也要有所转变和提高。政府形象传播会随着公众对政府职能、权力要求的转变而发生策略上的调整与变化，政府借助媒介传播的重点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张培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马艺系该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