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程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不长。新闻学真正形成一门学科，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4年，巴塞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正式开设了新闻学课程。随着报纸的蓬勃发展，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体系。

　　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早，但主要从新闻与政治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

范式框架下的微观新闻学

　　何为“微观新闻学研究”？本文中的定义是将目光聚焦于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以及围绕在二者之间的主体性创作的“新闻本位主义”研究，它属于新闻学研究的内生视域，是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相关问题的特定范畴。它是相对于宏观新闻学或者叫广义新闻学研究而言的。宏观新闻学是以研究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为内容的。

　　纵观近年来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大量专业核心期刊的论文、学术著作和国外译著都是偏向于宏观新闻学的研究，即是将研究视域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来看待新闻传播，其中包括报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媒介产业经营研究以及文化批判研究等等。当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充实新闻学原本薄弱的社会学基础，使新闻学成为显学，但对微观新闻学研究的忽视，却致使新闻学至今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仅有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舶来品，而没有对旧有研究范式的超越。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西方的新闻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所谓范式（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用以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是少数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同样微观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同样需要范式的转换。

两种已有的研究范式

　　可以梳理一下世界微观新闻学研究的已有范式。最传统的是以客观主义为导向的新闻学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起源于19世纪末美国的客观性报道的新闻思潮。这种研究实质是将新闻放置在价值中立的前理论范畴中，认为新闻事件是外在于人脑的客体，通过客观主义这一价值标尺来对新闻文本是如何镜像展现新闻事件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正如美国学者杰克·福勒所论：“‘客观’这个概念就像其他概念一样可以用作研究被记者用来描述真实性原则含义和局限性一个极好的起点。”这种研究范式推动了美国客观主义新闻思潮在全世界的发展。德弗勒指出：“客观性是美国新闻界的一大荣耀。”施拉姆也认为客观性是“对于新闻学的独特贡献”。但是这种研究范式的缺陷与麦康柏“冰山理论”揭示的客观主义报道的缺陷同样明显，局限在一定的范畴之内，无法达到主体创作与新闻事件联系的深度认知，忽略人作为主体在新闻编码译码过程中的作用。

　　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恰恰建立在对客观主义这一前提的颠覆基础上。与以研究客观主义为导向的新闻学相似，19世纪以来按照科学规范建立起来，遵循实证主义，倡言“如实直书”的实证史学含有主客二分的史观，即事实是事实，表述是表述，表述只是手段，不管怎样的表述都仅仅是对历史的事实的镜像性映照，而无妨于那个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但20世纪随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新“复活”，建构在休谟“认知范畴”上的“事实与价值之间有一个逻辑上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论旨，开始在与微观新闻学研究“一衣带水”的历史学研究中被提出。这个论旨的主旨是：由于价值无法由事实的客观性来建立，而人们又无法找到其他东西来作为建立它客观性的基础，因此，人们不得不被迫承认它只具有主观的有效性。这种新的历史学研究方式以人作为意识与行为主体介入对历史的“重述”为前提，集中考察在此过程中历史是怎么被历史学家（人）用特定符号表达或还原的，探讨人是如何实现从事实描述向意义阐发的转换。

　　在认识主体方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认为史实并非先已独立存在，而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才能显现，事实上史实及其意义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动中同时产生的。在他那儿，认识事实、思考事实的精神活动必须采取判断的形式，而任何判断都是事实与思考的结合。如果将这段论述的含义置换到新闻中，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与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同一范畴的。在“本·拉登是恐怖分子”这一西方新闻句式中，既有本·拉登这个真实的新闻人物，又有对这一新闻的意义界定———“恐怖分子”。它的主语“本·拉登”代表一个具体可感的个别事物，而谓语则含有一个抽象的普遍意义的概念“恐怖分子”。这种概念意义上对主语的“反扑”，使得主语在认知者的思维结构中被清晰地主观化了。所以柯林伍德认为：“使得一个历史学家成为一个思想家的事实是，他思索出这些谓语的意义，并发现这些意义体现在他所思考的个体之中。”

　　在历史事实方面，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运用新范式的史学思维证明到：“真实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真实事件一旦发生便不会再现，不会重演，后人也不可能再亲身经历它，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实的相关记载。”“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变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它们生动的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正是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历史只有在人的大脑中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在大脑中没有记忆的历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我证实曾经发生过的。

　　在对事实的文本表达方面，新历史主义的旗手海登·怀特掀起的“诗化行动”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过程的产物更具有文学和诗化性质，而非科学性和概念性。历史与文学被结合起来，“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在他那儿，对历史的记录被更换成在叙事逻辑下的文本书写，这种书写是一种人为的构建，极而言之就是一个“虚构”过程。

　　这种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式深刻地影响了新闻理论的研究，使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本原等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因为认识到人主观思想的重要性，在研究的逻辑起点上，不再将新闻事件视为独立的、外在的、客观自在的“物自体”，也被广泛用于描述记者对新闻的加工过程。同时大量心理学理论如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哲学思想如现象学、阐释学等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取得非常多的成就。

　　诸如“当我们将某一事件称为新闻时，就已经确定了它对受众的意义，因而正确地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是逐渐接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的”之类承认新闻的主观意义与有限真实性的结论在学术界也广泛取得共识。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强调记者对新闻事件进行解释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的新新闻学，在世界范围的层出不穷的假新闻现象，都为这种新闻学研究范式提供了较大的理论阐扬空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新历史主义研究为导向的微观新闻学研究，有着将新闻主观化的逻辑倾向，同时缺乏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难抵强有力的反驳。而且从学术伦理上来说，虽然新闻现在已经不可能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在研究上我们并不能因此放弃对真实性的责任，不能走向只研究言说而没有现实的极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