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我军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创造出舆论战的一元化指挥模式，成功聚合了军地舆论战力量，克服了各种消极舆论、打败了各种反动舆论，在我军发展壮大、战胜敌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舆论战一元化指挥要求体现在战略、战役、战术等各个层次上，我军地舆论战力量必须统一到党的一元化指挥之下，联合一体、协同作战，共同对敌发起舆论攻势，从而团结自己、分化瓦解敌人。一元化指挥对于搞好信息化条件下舆论战军地协同，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我军领导人直接组织指挥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舆论斗争
土地革命是我军的初创时期，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国民党反动派强大的军事、政治、舆论“围剿”，红军必须聚合军地舆论战力量，正确引导舆论、组织舆论以克服各种消极舆论、战胜反动舆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以发展革命力量、壮大革命声势。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度重视红军和根据地的舆论宣传工作，通过思想引导克服了红军和群众中因错误认识产生的消极舆论，注意通过加强组织建设确保对红军和根据地舆论战的有效指挥。
（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以极大的精力抓舆论工作。
一是抓官兵教育。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创立，起义部队非常重视向军内外开展宣传教育，红军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告官兵书》，革命委员会印发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件。起义遭受挫折后，朱德亲自召开军人大会教育大家：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可是1917年革命成功了，中国肯定也会有“1917年”的。方志敏同志回忆红军宣传方法时说，“因为队伍不多，所以我采取的工作方法，是自己亲自深入到队伍中去检查、去讲话、去指导、去监督，发布一种工作命令，我必须将这命令的意义和内容，向战士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如此这样去做。”
二是抓群众宣传。1927年毛泽东给工农革命军制定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9年毛泽东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1928年2月底，他亲自带领部队，到永新县秋溪进行群众宣传和社会调查，建立了秋溪乡第一个党支部。
三是抓敌军工作。为发挥舆论宣传威力，争取敌军哗变，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对敌军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指示，明确了兵运工作方法，具体指导了兵运工作。为打破敌军欺骗宣传，瓦解敌军，1932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导下，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训令》，具体指导了优待俘虏的问题。毛泽东在1936年还专门起草了电报文件《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
（二）注意克服红军和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各种消极舆论，加强思想引导。
红军初创，无论在红军内部还是在人民群众中都存在着一些认识偏差，产生了一些消极舆论，红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再加上错误路线的干扰，也产生了一些消极舆论。加强思想引导、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及时调控舆论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
大革命失败与红军初创时期遇到的挫折，使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红色政权到底能否存在下去”等疑问。1928年秋到1930年春，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阐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红四军军内曾一度存在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轻视舆论宣传、轻视动员群众，有人主张“招兵买马”、“走州过府”。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和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开宗明义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古田会议统一了红军思想，为正确开展舆论斗争指明了方向。
（三）在红军中加强宣传机构建设、在地方加强建党建政工作，为有效组织指挥舆论战提供组织保证。
南昌起义后选举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就下设有宣传委员会；在各军、师成立的政治部下设有组织、宣传、总务三科，另外还有宣传队。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的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在干部奇缺情况下充实了宣传力量、加强了宣传机构建设，师以上政治机关设立了宣传鼓动科（处）。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各级政治机关设立了群众工作部，负责指导地方群众工作；为加强对敌军工作的领导，各级政治部机关设立了专门的工作部门，开始叫“破坏部”，后改称“白军工作部”，负责开展兵运、对敌宣传和争取俘虏等工作。
红军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始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工农革命军帮助地方建立了各级革命政权。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凡没有建立政权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红军第四军1930年6月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指出，政治部的主要任务，是“指挥全军或全纵队的政治工作”，同时，又是“临时政权机关”。红军政治机关要“与地方党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即便在长征途中，红军不忘帮助地方建立组织，红军帮助遵义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狗坝成立了抗捐会，在农村组织了农会，宣传、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军队与根据地舆论战力量实行一元化指挥
抗战时期我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给敌伪以沉重打击，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也面临着异常困难的斗争环境。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始终把动员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对敌实施舆论战，作为取得胜利的重要措施。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一文中，要求把敌军工作变为我军官兵与广大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关于组织领导，罗瑞卿同志明确指出：“对敌政治攻势必须动员党政军民的全体力量来进行；同时在组织领导上，要力求一元化，使党政军民能够在统一的领导下，高度发挥组织力量，各方面协同一致，一齐打击敌人，”罗瑞卿同志提出的组织领导上的“一元化”包括舆论战指挥的一元化。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军舆论战面临的严峻形势。
一是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总体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将其侵略刀锋，主要指向我党和我军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集中摧毁我根据地，对我采取了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体战”。日军施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欺骗政策，敌特机关通过新民会、宣抚班统制新闻杂志书籍，组织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大批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
二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论的甚嚣尘上。国民党利用日寇改变其“反共灭党”（指国民党）为“全力灭共”政策之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内“曲线救国”等投敌卖国舆论横行，仅华北即有庞炳勋、孙殿英之流40多名将领投敌反共，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国民党军队先后投敌近50万人，使伪军扩大数倍以上。
三是根据地遭遇极大困难。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区普遍发生严重灾荒，部队油盐、衣物、粮秣极度缺乏，我敌后军民处于饥寒交迫、极端困难的境地，敌后根据地大大缩小、人口下降一半，我军部队大量减员，财政经济极端困难。而加强舆论宣传，稳定人心军心民心，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争意志，是保证我党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渡过艰难困苦的迫切要求。
（二）我军地舆论战力量适应斗争需要实行一元化指挥。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出，敌后艰苦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提出“咬紧牙关，度过两年”，极大地激励了敌后抗战军民。为更好地击破日寇“总体战”、遏制国民党投敌卖国、团结广大军民坚持抗战，我军舆论战从战略层次上党中央的一元化指挥，延伸到了战役、战术甚至战斗中军地舆论战力量指挥的一元化，军地舆论战力量由简单的“协同”关系转变为“一体”关系。
1941年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舆论战纵向上的一元化指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提纲指出：“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人才，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
1942年9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确定在各根据地实行党的领导的统一和一元化。决定明确规定：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的一个部门；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的机构上必要时亦可与军队的军政机关合并，实行一元化领导。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的一元化，为我军舆论战在横向上的一元化指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抗战时期军地舆论战一元化指挥的三个特点。
其一，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建了军地合一的对敌舆论战指挥机构。1940年党中央指示：“为加强对敌军工作，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1941年八路军总部确定，“为统一敌工，县以上由地方和部队共同成立敌伪工作委员会，地方由社会部，部队由敌工部、锄奸部等共同组织之”，其任务是研究决定敌伪军工作政策，统一领导，交换情报等。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是协调党、政、军、民开展敌军工作的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机关，它的建立使我对日伪军的舆论战行动更加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其二，充分发挥组织指挥优势对敌发动群众性的舆论战行动。我军往往利用有利时机，采取党政军民一起发动，各种斗争与对敌宣传战同时并进，连续不断地、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伪开展舆论进攻，从而使舆论战与对敌其他斗争方式有机结合，造成普遍的群众性运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孤立了日寇、瓦解了伪军，击中了敌人要害，为敌人最害怕与最恐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其三，创造出武工队这样的集舆论斗争与其他斗争为一体的组织形式。敌后武工队由抗战初期敌后游击队和武装宣传队、工作团等发展而来，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一元化的战斗组织，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
解放战争时期：军队统一领导与军地一元化指挥两种模式并存
日本投降之后，我根据地军地一元化的舆论战指挥模式逐渐不适应解放战争要求，主要是因为我军作战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于要依托根据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向大规模、长距离机动的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转变；由军民共迎敌的内线作战为主向依靠正规军规模歼敌的外线作战为主转变。舆论战是武装斗争的辅助手段，军队作战方式变化引起舆论战指挥方式变化。我野战兵团舆论战实行军队统一指挥模式，而蒋占区游击战以及解放战争后期的剿匪战则仍然实行军地一元化指挥，无论军队统一指挥模式还是军地一元化指挥模式，我军舆论战仍然走的是群众路线，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同人民群众建立最紧密的联系仍然是我军舆论战的基本战法。
（一）军队统一领导模式。
首先，我军编制体制的调整。日本投降后，中央军委指示军队进行编制体制调整，分别编组野战军和地方兵团，以战略区为单位各自组成一支能够适时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直接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在组织上实行了军地分开，将过去各区党委、地委书记兼部队政委，或由主力部队的政委兼任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制度加以改变，不再相互兼职。同时也将主力部队首长、司政后机关兼军区、军分区领导机构的制度加以改变，从而有力地加强了野战部队的机动性。
其次，舆论战指挥统一到军队。1949年1月，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确定，瓦解敌军工作在抗战胜利后到1947年一段时间内称国军工作，现在一律恢复成为敌军工作；瓦解敌军工作统一到军队政治机关，撤销地方党委设的敌工部门，统一由一个机关计划进行工作。
再次，在军队统一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舆论宣传工作。我军挺进东北后，为迅速扫除反动舆论，宣传群众建立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1／3的部队去打土匪和做群众工作。数万名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农村，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宣传土改政策，激发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开展清算运动、分粮分地、建立民主政权。我军广泛运用群众力量、展开对国民党军的舆论宣传攻势。例如在开展“高树勋运动”过程中，“民谣”、“童谣”、“歌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民间小调，生动活泼、短小精练，很适合群众口吻；我军见人就传，见小孩就教，干部传给群众，群众传给顽属，顽属传给顽军，很快就在顽军中传开了。高树勋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激发了国民党官兵的罢战、怠战、反战情绪。在火线上，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官兵纷纷怠战、罢战，他们或放下武器退出战斗，或调转枪口帮助解放军打击进犯者。
（二）军地一元化指挥模式。
一是蒋占区的游击战。解放战争初期，由于蒋介石的进攻和我军实行运动战，各解放区均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暂时被蒋军占领。有的地区舆论宣传目的不明确，游击队活动很困难，游击战开展无力，甚至形成“两军对垒，群众旁观”的局面。加强党委的核心领导，是坚持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委核心领导的根本措施是实现一元化。在晋冀鲁豫蒋占区，我军建立了各级指挥部，县长、区长任指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为政委，县区的武委会主任或基干队长为副指挥，指挥部成为党政军民的联合办事处。一元化领导保证了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根据群众迫切需要，我军提出的“反倒算”、“反抢粮”、“反抓丁”等宣传口号，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二是剿匪作战。三大战役之后，特别是向南方和西北各省大进军胜利结束之后，我军在全国范围的新解放区内展开大规模的剿匪作战。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是剿匪期间开展舆论斗争、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我军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斗争，把舆论宣传与反霸、减租、生产、收枪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民主革命时期我军舆论战一元化指挥的历史经验，为搞好信息化条件下我军舆论战组织指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在政治上，要保证党对舆论战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组织上，可以建立不同层次的军地一元化指挥机构；在机制上，要形成统一指挥下军地力量的高效协同；在人才上，要加强“军地两通型”指挥人才的培养；在准备上，平时要进行必要的军地联合演练。
（作者单位：镇江船艇学院军事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