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三国鼎足而立数十年，按说刘备是正宗皇室子孙，应该“收复中原”统一天下才是，然而最先亡国的却是蜀国。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人才不旺、后继乏人是其致命要害。

　　刘备在初创时期寄人篱下，势单力薄，大有“求贤若渴”之心。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徐庶，又被曹操挖了墙角。听了水镜先生和徐庶的荐举，也不仔细考察，便迫不及待的三顾茅庐，把既没带过兵，也没上过阵的一介书生诸葛亮请来当军师。好在诸葛亮确有管仲、乐毅之才，治国安邦之能，这才救了刘备之急。按说刘备尝到贤才的甜头之后，应该更加广揽天下名士才是，然而自得了诸葛亮之后，刘备便生满足之心，求贤之愿逐渐淡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对待庞统的态度上。早在未见诸葛亮之前，水镜先生就明确告诉刘备：“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得天下。”他把庞统与诸葛亮之才并列不说，且特别推崇庞统的才干。当刘备拜访水镜时，问水镜的小童：“汝师与谁为友？”小童直言不讳地说：“与襄阳庞德公、庞统为友。”且举例说明“一日我师傅在树上采桑，适庞统来相访，坐于树下，公相议论，终日不倦，吾师甚爱庞统，呼之为弟。”这已告诉刘备，在诸葛亮和庞统之中，水镜与庞统更投机，隐喻庞统之才“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不在诸葛亮之下。你刘备欲得天下，就须重用卧龙、凤雏。可惜刘备得陇不再望蜀，似乎忘记了水镜先生的告诫。在诸葛亮、鲁肃二人一再荐举之后，才勉强接见了庞统。初次见面也是依貌取人，只给庞统一个小县令便打发了。不几天还把他撤了职。只是后来张飞亲自去考察一番，才引起刘备的重视。但刘备对诸葛亮和庞统还是不能一视同仁。对诸葛亮几乎是言必听，计必从。而对庞统的建议和谋划，则采纳的较少。不能不说是刘备在识人用人上的狭隘之心。如果刘备一开始对庞统有对诸葛亮的那种热情，有对诸葛亮的那种依重，充分发挥二人左臂右膀的作用，恐怕“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就不是纸上谈兵了。

　　而和刘备同期的曹操，则是真正的“求贤若渴。爱才如命。”曹操曾在三个不同时期，三下《求贤令》，只要是人才，有一技之长，你过去和我为敌也好，背叛过我、骂过我也好，有毛病也好，一概不咎。弃前嫌，舍恩怨，“取士不以一揆”而废之。他一向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当听说许攸来投，慌的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出去迎接；听说徐庶有才能，不惜采用劫持徐母，逼其来降的办法；在长坂坡看到赵云是员虎将，竟临阵下令三军不得伤了“白袍小将”。结果保了赵云一条性命。总之，只要他认为是人才，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也要拉到自己身边来。正因为曹操如此尊重知识，唯才是举，多多益善。吸引了天下大批文臣武将汇其门下，成就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业，为其曹氏去汉而立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刘备虽以仁义称天下，文臣除诸葛亮、庞统，武将除关、张、赵、马、黄、这些早期的名人外。此后再无杰出人才来蜀。“糜竺、简雍、伊籍、孙乾、皆雍容风仪”；“刘封、廖化等偏阵之将。”刘备死后，诸葛亮只看中了一个姜维，便如当出刘备选中自己一样，以为有姜维足可定国了，没有招揽几个像样的人才。结果姜维虽有大志，可惜独力难撑，到后来“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文臣蒋琬、费韪等也没看出有多大的本事。试想国无能人，犹如大厦无柱，亡国还不是必然的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国是如此，一个单位同样如此。一个单位的事业是否兴旺，关键在人才。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为政之要，在于用人。”当年李世民就是广揽人才的高手，连他的死敌李建成手下的魏征等人也不避讳，引为股弘。靠了一大批能臣，才有后来的“贞观之治”。所以，人才不怕多，就怕没着落。

　　然而有些领导是不认可这个常识的，他们常常赞赏刘备的“在精不在多”，认为人多麻烦多。这实际上是政治上的近视眼，只看眼前，不看未来。也有的领导犯灯下黑的毛病，抱怨“不是我不用人才，是没有人才可用。”看张某不顺眼，看李某爱挑刺，没有卧龙式的人物。其实“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伯乐识才之能。还有的领导是武大郎开店，比我水平高的人禁止入内。走了梁山泊白衣秀士王伦的路子。更有甚者，说什么“10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人多乱，龙多旱，老婆多了误了饭。”意思是说人才多了，点子多了，领导就会乱了方寸。这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不在点子多不多，关键在你领导的决策能力。俗话说：10个人出的主意，总比一个人的主意多。人多主意多，领导决策的范围就广、可选择余地就大，失误的可能性就小。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时，东吴朝野文官要降，武官要战，各有理由，莫衷一是。而孙权从众说纷纭中，果断地采纳了周瑜等少数人的意见，结果演出了火烧赤壁的历史壮举。如果孙权没有这众多的文武大臣，单靠自己或几个心腹的力量，是作不出如此大胆的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