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同的历史时代孕育和造就着一批批代表时代潮流的英雄人物。从董存瑞、雷锋、焦裕禄到李向群、杨业功、华益慰、方永刚，中华大地上涌现了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并成为世人学习的典范。典型人物报道通过对典型人物经历、事迹的报道，总结经验教训，给受众以启发、教育和引导。但毋庸讳言，典型报道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这成为影响典型报道可信度的重要原因。

　　“一面说”影响典型报道的可信度

　　对于任何人而言，工作是八小时之内的事情，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自行支配。全面真实地展示人们即使有缺点的那一面，会让人感到可信。然而，典型报道中的“高、大、全”问题，把先进典型设想得十全十美、尽善尽美，为了突出先进人物的“崇高”、“伟大”，就用“节假日也不休息”、“孩子病了也顾不上去医院看看”、“父母去世时也不在身边”等佐证，似乎先进典型都“不食人间烟火”，既不可信也不可亲。曾有一篇“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报道，说他搞研究如何一连多少天不睡觉，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后来袁院士与一群学生面对面交流时，这些学生提及此事，袁院士连忙澄清：“一定别受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田里累倒过。”可见，对先进典型的肆意“抹粉”，被报道者也不认同。殊不知，一味地在“强调典型性”这种思维定势的指导下人为拔高典型人物，不仅有损典型人物的真实性，甚至还会削弱典型人物的感召力，使受众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对典型报道不屑一顾。

　　先进典型是普通人中的先行者，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固然与其自身的努力和付出分不开，但从根本上说，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关心、帮助和支持。离开了群众，先进典型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报道先进典型时，应该客观介绍先进典型与群众、与组织的关系，揭示出先进典型取得辉煌成绩的内因和外因，树立先进典型产生于群众之中的思想。但有不少典型宣传不是认为群众这个“水”涨了，先进人物这个“船”才能高出水面，而是认为群众这个“水”落了，先进人物这个“石”才露出水面。结果，为了表现先进典型思想解放，就描述群众的观念陈旧；为突出先进典型无私奉献，就把个别群众写得自私自利，甚至把群众的成绩写成是先进典型一个人的创造，把集体的功劳记在先进典型一个人身上等，以此来突出先进典型的高尚伟大。不是让先进人物和群众相互衬托，相互辉映，而是把先进人物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的报道，其结果只能是人为地制造了先进典型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典型，很难让人们觉得可亲可敬，更别说身体力行去学习了。

　　“两面说”合乎事物发展规律

　　典型报道常常担负着“以事论理”的说服或教育责任，为达到传播意图，引导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只有当传播者的倾向性为受众认可和接受，才能达到引导受众的目的。

　　在传播学理论中，“两面说”是一个有关科学化劝服的经典理论。“两面说”意味着当我们试图向公众阐明一个明确的主观意向时，同时涉及正反方两种观点乃至多个相互辩证观点的诉求，由于可给不同观点以平等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只涉及己方一种观点的片面诉求。在全国各大媒体集中宣传新时期的工人代表许振超时，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民族复兴的脊梁———记当代工人的优秀代表许振超》中，就有两个“非典型”情节：“1995年农历正月初五，公司查岗，发现桥吊队空岗。领导要处理脱岗的5名职工，许振超死活不同意。他说：‘职工们过年期间放弃休息，干活干得满身油污，你们怎么忍心？要处理就处理我！’领导批评他纵容职工违章。许振超死不低头，气愤地拍着桌子：‘职工是我安排的，一个人罚款500元，2500元我全出了。’”另一个是：“1999年12月的一天，桥吊队出了一点事故，公司领导下令处理当班司机。许振超连夜找了几个技术员，进行事故测算分析，找到了事故原因，发现司机确实没有错误。他找到领导，再三力争，气得拍了桌子。第二天，公司下达调令，许振超被调到安全科。”这样的描述如果按照习惯思维模式，是不符合典型高大形象的，但报道出来后，却丝毫没有影响许振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为整个报道增加了真实感，增强了典型的亲和力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