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生死近身拍摄重刑犯

　　“如果说《丢丢的故事》让我慢慢悟到应该关注什么，拍摄什么，那么拍摄《重刑犯》则加深了我对摄影影像的理解。以前，我在拍摄一个重要题材时总会担心，是否能拍好，能否向读者表达我的想法，但在拍完《重刑犯》后，我便不这样担心了。因为虽然摄影记者看似用镜头在拍摄，但实际上是用心来拍摄。表达能否到位，取决于你的心是否与被拍摄者离的很近。”这是居杨在拍摄《重刑犯》这组专题时对新闻摄影产生的新的认识和感受。

　　2003年，在北京看守所，居杨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处于非常态下的人———重刑犯。

　　在两个多月的采访报道中，居杨打开了重刑犯们紧闭的心灵，记录下了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

　　这个专题的拍摄中，最让居杨痛苦的是，她每天必须面对一个令人煎熬得透不过气的问题———生与死。而在最初的采访中，居杨首先要克服自我的恐惧感。“第一次到看守所，走在监室筒道里我仿佛能感觉四周散发出来的恐怖味道。”此外，由于这些重刑犯们特别敏感，抵触情绪很强，所以采访过程中禁忌很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犯人情绪上的波动，使他们做出极端的事情，从而酿成大祸。因此整个采访居杨都是在小心谨慎中完成的。每次，居杨都尽量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聊天，谈亲情、谈友情、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慢慢地，这些重刑犯对她的戒备和敌意减少了，向她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一般拍人物照片，人物脸部的表情很重要，但这些重刑犯除了是公开审理的，一般都不愿意让人拍面部，为了尊重被拍摄者，我基本上采用拍身体的姿态来表现。此外，监室内光线很暗，但为了尽量不惊扰他们的生活我选择不用闪光灯，全部采用了自然光拍摄。”居杨尽量通过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周围环境的光影效果营造出他们内心世界的强烈波动以及他们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的本能。

　　“最初，我是用镜头来剖析这些特殊的灵魂，但最终却感觉变成了灵魂和灵魂的对话。当记者用心来体会被拍摄者，深入被拍摄者的内心时，就会很自然地知道怎样用镜头来表现了。因为，影像是由心而来的。”对于《重刑犯》这组专题独特的影像表现方式，居杨解释说，其实摄影记者对影像的表达是自由的，可以有无数的表达方式，千万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小圈子里。一些看似无从下手的艰难拍摄环境，往往能够促使摄影者突破自身的局限。

　　“每当我在无人的角落，细细地品味那些《重刑犯》照片，躁动的心都会变得安宁下来。这组片子之后，我更喜欢安静的东西了，包括安静的照片和安静的心。”

　　“摄影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每天，我用相机观察着世界，记录着世界。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拍照的话，我会坐立不安的。”居杨道出了摄影在她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