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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由心而来

——记第八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法制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居杨

杨丽娟


 

  持续八年追踪报道丢丢的故事

  1997年夏天,报社得到一个线索,北京警方从吸毒者手中解救出一个孩子。按惯例,这类照片只要到现场拍上几张,只需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但当居杨在医院第一次看到全身布满烟头烫痕,已经奄奄一息的3岁男孩丢丢时,她的心灵震颤了。丢丢是被吸毒母亲当作抵押品抵押给毒贩,而后遭到毒贩摧残的。强烈的同情心和女性的本能使得居杨再也放不下这个孩子了。

  那个夏天,居杨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耗在了医院。由于丢丢很长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即使清醒时也都在治疗当中,还得吃药换药,因此居杨只能在丢丢神志清醒时见缝插针地拍几个镜头,一天的拍摄时间仅有十多分钟,最多半个小时。

  两个月后,《丢丢的悲剧》这组摄影报道在《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刊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摄影部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三天内共收到包括新加坡、美国等海内外捐款5万多元,许多读者还希望领养丢丢。”这令居杨十分震撼,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

  1998年,《丢丢的悲剧》作为全国最早对毒品危害进行深度挖掘的报道之一被全国禁毒展展出,丢丢的展板前参观的人特别多,以致展板因挤压被更换了三次之多。那次展览,使大家的禁毒意识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也使丢丢成了全国禁毒宣传的典型人物。

  1999年4月,解除了劳动教养的丢丢母亲表示悔过,希望能自己带着丢丢。抱着母子团聚、重过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始终追踪采访的居杨随民政干部将母子俩送回了河南信阳老家。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继续这个专题了,因为我怕不停地采访报道会影响到丢丢和他母亲的生活,会无意识地提醒这个孩子过去的那些经历。我希望丢丢能忘掉以前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过上属于他和他母亲的平静生活。”出于这个愿望,1999年至2004年,居杨一度停止了对丢丢的报道。

  然而,2004年3月,这善良的愿望被打破了。3月10日这天,正在采访两会的居杨突然接到了丢丢舅舅打来的电话,丢丢的母亲早已复吸毒品并将丢丢扔在农村四年了,家里太穷,实在养不起他了。居杨的心猛地被揪了起来。

  “在从北京到信阳的火车上,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心里特别伤心。当初那么多媒体进行报道,还有许多人捐款,但丢丢的母亲就是不同意。如果孩子再被这个吸毒母亲带走了,那就走出了人们的保护视线,他已经10岁了,这对他的成长、他的未来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为此,从3月到9月,已和丢丢有着很深感情的居杨前后四次赴信阳,采写了《哪里是我温暖的家》等9篇摄影报道、通讯、消息。法制日报也第一次为一个孩子开辟了专栏———“关注丢丢的命运”专栏,并设立了账号,由专人负责接收捐款。

  同时,为了丢丢今后的归属,“我变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志愿者,像祥林嫂那样不停地四处奔波,积极寻找着基金会、国家禁毒委、信阳市政府等一个又一个部门。我就觉得必须紧紧抓住丢丢的手,一旦松开手,他就会滑到无底的深渊中去了。”在信阳,居杨与信阳市长聊了一上午,最终市长同意以信阳市名义与丢丢母亲协商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在居杨和全社会的努力下,2004年8月,丢丢最终脱离了吸毒母亲,走入新家庭开始了新生活。

  “这个专题的拍摄,让我慢慢认识到一名摄影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也让我对人生、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这个专题也让居杨探索出了一条法制新闻摄影人文关怀的新思路。“拍摄时,尽管我能拍到很多刺激的画面,但我有意回避了溃烂的伤口之类的镜头,更多地关注了丢丢对母亲那种既恨又爱的情感、丢丢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后来刊发后,我发现,真正打动人的正是这种人性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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