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和要求,新华社在人民解放军部队陆续建立起分支机构,从最初的记者团、野战前线分社,发展到各野战军总分社、兵团分社和军支社,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新闻报道体系。新华总社和地方分社的很多新闻工作者,纷纷奔赴前线,参军入伍,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活跃在各野战部队的新华社军事记者,深入到战斗的前沿,同广大指战员一起英勇奋战,不畏流血牺牲,采写了大量气势如虹的战地新闻报道。通过新华社的广播,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消息和英雄人物的战斗事迹,不断传播到国内外,对于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士气,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军队分社组织体系的建立
1946年春,在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的战斗中,就有新华社记者在前线进行军事报道。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华社各地总分社和分社纷纷向部队派出记者、记者组或记者团,进行战地采访,及时报道战局的发展。在晋察冀地区,为加强军事报道,《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就派出了前线记者团,采写了大量战地特稿,其中有些报道受到总社通报表扬。1946年8月1日,在菏泽成立了新华社冀鲁豫前线记者团,新华总社曾转发记者团总结的报道经验,通报各总分社参考。太岳分社也曾派出记者团深入战地采访,中共太岳区党委宣传部曾通报表扬记者深入火线采访的事迹。
以前线记者、记者组、记者团为基础,一批野战军前线分社先后在部队成立,使得新华社军事报道的力量和组织大大加强。1946年6月底,淮北前线分社(即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成立,山东野战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康矛召任社长,戴邦任副社长。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受新华社和山野政治部的双重领导,属野战军建制,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有军籍。这是新华社建的第一个编制属部队的野战军分社。这年7月到8月,华中野战军前线分社成立,社长乐静。1947年1月底,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与华中野战军前线分社亦同时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社长康矛召,副社长邓岗,编辑部主任庄重,采访部主任丁九,副主任戴邦。
1947年4月10日,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新华社晋察冀前线野战分社的通知,并颁布分社组织条例,规定各纵队设立支社,旅建立通讯网,团建立中心小组,连建立通讯小组。当日,晋察冀前线野战分社成立,社长由野政宣传部副部长邱岗兼任,副社长李希庚。新华社晋察冀前线野战分社成立后,晋察冀总分社社长邓拓多次来到野战军领导机关,与前线分社负责人李希庚交谈。总分社在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给予了前线分社有力的支持,许多得力干部,大多调到前线采访,充实和提高了军事报道的力量。
1947年8月5日,冀鲁豫前线记者团扩建为刘邓大军的前线分社(又称鄂豫皖野战分社),社长李普,副社长谢文耀。1948年1月,鄂豫皖野战分社改组为中原野战分社,野政宣传部长陈斐琴兼社长,李普任副社长。这年7月1日,以中原野战分社为基础,中原总分社在河南伏牛山下的宝丰县建立,中原地区的军事报道工作由中原总分社承担。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原总分社同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商讨,并经总社同意,决定抽调人力,重新筹建中原野战分社,由野政宣传部长陈斐琴兼社长,缪海稜任副社长。
1947年8月,由陈赓领导的太岳纵队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跟随纵队采访的新华社豫陕鄂野战分社成立,穆欣为代社长(后为社长)。
在西北战场,1947年3月,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成立,胡绩伟任社长。不久,胡绩伟调出。6月,西北前线分社扩建为新华社西北野战分社,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鲁直兼社长,副社长由新华总社指派干部担任。从1947年到1949年,田方和普镏金先后担任副社长,交替轮流负责野战分社的日常业务工作。
东北战场,1947年5月中旬,东北野战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新华社东北前分社于夏季攻势前成立,社长杨赓。
1949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为按序数排列,对全军进行整编的决定。3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新华总社发出《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要求“现有各野战军各新华分社应即扩充野战军总分社,称为新华社第X野战军总分社,直接与总社联络。各兵团设分社,称某某兵团分社,军设支社”。按照这一规定,从3月到5月,新华社在各野战军中的军事分社先后实行了重大调整。西北野战分社扩建为第一野战军总分社,社长由一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鲁直兼任,总编辑普金。中原野战分社扩建为第二野战军总分社,最初社长由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斐琴兼任,第一副社长为二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王敏昭,第二副社长为缪海稜。一个多月后又进行了调整,社长王敏昭,副社长缪海稜。华东野战分社扩建为第三野战军分社,社长陈冰(两个月后调入刚解放的浙江省工作),副社长邓岗、丁九;不久,邓岗任社长。东北野战分社扩建为第四野战军总分社,社长由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兼任,不久由副部长王阑西兼任社长,副社长杨赓。在各野战军总分社之下,均各辖若干分社和支社。
野战前线分社的工作任务和特点
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前线分社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新华社军事报道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1947年总社陈克寒同志考察了华东前线分社的工作,专门撰文对分社工作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陈克寒在文中指出:华东前线分社是华东总分社所属比较健全的分社之一,也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野政机关报《华东前线》的通讯部门,组织全军的通讯工作,向《华东前线》供给新闻文稿,同时又与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保持业务上的联系,代表华东野战军进行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1948年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在《关于加强新闻通讯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前线分社(简称新华社前线分社)为野战军政治部一个部门,负责本军对外报道之责任。新华社前线分社依据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野战军政治部一定时期宣传方针,具体布置新闻通讯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各种报道。
华东前线分社和西北前线分社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一、前线分社业务上归总分社领导,总分社派遣适当与可靠人员到兵团去组成前线分社。二、前线分社规定为兵团政治部之一个组成部分,分社社长由政治部宣传部长或副部长兼,总分社派去的负责人担任前线分社编辑、主任或副社长。总分社调动前线分社记者应经过政治部,政治部亦不得调动记者做别的工作。三、前线分社之下,各纵队成立支社,支社任务一般与前线分社相同。平时,支社须派出记者到各旅采访,并协助政治处指导连队之通讯网工作。四、前线分社及支社之人员、记者的供给及马匹与电务材料等,统一由兵团司令部负责供给。其不足之处,可由总分社帮助解决。
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总社于1948年8月10日发布了《反攻部队野战分社工作条例》,其中指出野战分社当前的主要任务为:一、负责前线军事报道,在战地地方通讯工作未建立及健全前,兼顾并协助报道地方情况与工作。二、与部队报纸共同努力建设部队通讯工作,培养部队新闻干部,使军事宣传工作成为群众性活动。三、开辟战地地方新闻工作,建立新解放地区地方报纸与新华总分社。同时指出:野战分社为野战政治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受部队首长或由部队首长指定若干同志组织报道委员会负责领导,行政、供给、生活,均由野政规定与管理,业务上受总社直接指导。野战分社之内部组织,人员编制,具体分工,均由部队首长或报道委员会决定之。野战分社可按具体情况在各纵队逐步建立支社,在支社未建立前,每一纵队至少应派遣一名记者随纵队行动。野战分社需配设电台一架至数架,并逐步做到为各纵队支社或派遣记者设置专门新闻电台。在各纵队新闻台未设立前,各部队负责同志应予记者以传递新闻电讯文稿之充分便利。野战分社人员经部队首长或野政许可,得列席有关会议和阅读有关文件。野战分社人员调做其他工作,须经野政及总社同意等。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新华总社共同发出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及新华总社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中也规定了军队新华分社应承担的任务,如及时报道军事新闻,进入新区后,在地方分社未建立前,同时负责地方的报道工作,并帮助建立地方通讯工作等。同年10月,总社在给东北总分社并华北总分社的业务电中也指出:前线分社之任务除报道新闻外,并可编辑前线政治部报纸,收听新华社文字口头广播与参考消息广播供首长参考,及建立部队中通讯采访摄影等工作。
部队军政首长对前线分社的重视和关怀
野战军部队十分重视前线新华分社的工作,这也为新华社顺利完成报道任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华东前线分社的工作,一直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将军的扶植和指导。陈毅重视部队的新闻宣传工作,亲自规定通讯社的总任务,在形势变化关键时刻和重要战役前后,常常接见分社负责同志、编辑或记者,讲解战场形势,指示政治方向、宣传方针和策略。他和政治部主任唐亮亲自审核重要的新闻文稿,包括战局述评,军政工作新创造和新经验。他告诫记者,要深入连队,了解连队生活,体会战士的思想感情,发掘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报道出一些英雄人物和工作经验来。他号召记者向战争学习,以便使报道主动适应军事要求和利益。这些使记者深受教育,获益匪浅。
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也很重视部队新闻工作,经常提出宣传方针和政策,找记者谈话和审阅重要稿件。记者齐语写过一篇题为《刘伯承将军谈采访和写作》的文章,是根据刘伯承对记者谈话整理而成的,内容有“笔锋常带感情”、“新闻通讯要简练短小,写一个问题”、“要学习军事常识”、“取材求精,构思求密”等,对记者工作很有启发。1946年10月间,巨野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造谣说刘伯承将军“负伤”、“击毙”。新华总社来电,指示冀鲁豫前线记者团迅速派人访问刘伯承司令员时,写出消息予以驳斥。于是,记者团的方德、吴象趋访刘伯承司令员时,恰好在场的邓小平政委当即亲自口授了一篇新闻稿,记者整理誊清后,加上新华社的电头,连夜发回总社。新华社很快播发了这篇电讯,使得中央社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西北战场上指挥战斗的彭德怀对新闻工作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他几次接见分社记者,对军事报道和新闻写作作出重要指示。还经常亲自出题目,指点记者写稿。1948年8月11日,记者杜鹏程采写了战地报告《前线记者反映火线见闻》,报道了西北人民解放军某旅在黄龙南线痛歼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之役中的英勇表现,记者在发稿前将参加此次战斗的见闻,报告了彭副总司令及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彭德怀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种深入战斗的作风与负责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办法,值得提倡推广,并致函西北总分社对记者的工作予以肯定。
陈赓、王震等军政领导都很重视部队新闻报道,经常作指示和审阅、修改稿件,并帮助记者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新华总社对前线分社的业务指导
军事报道是新华社解放战争时期新闻报道的重点。为迅速准确深入报道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反映部队战斗、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新华总社在战争中就军事报道向各分社发生了大量业务函电,及时提出具体要求,通报稿件采用情况,指出其中的不足和改进之处,为改进和加强军事报道提供了有效的业务指导。总社还及时转发各地分社和记者活动的经验,加强了对于战役报道的总结分析,因而使得新华社军事报道逐步深入。
1947年秋,总社派陈克寒到华东、中原前线考察,他对军队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受到总社的重视。他在发给总社的电报中指出:“由于全国进入大反攻,华东野战军的任务更加重大和复杂,新闻工作也必须有新的创造。比如,如何经常掌握全盘政治形势和宣传工作,使新闻宣传更能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如何扩大报道范围,由一般地反映战斗的圈子(这些他们已有一套规律和经验),开拓和深入到广大领域,发挥千百万军民的智慧和创造,介绍部队及其所在地的各种生活和斗争,真正报道出大军所至,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的情形;如何在新环境中作好军中新闻供应工作;如何节省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如何限定记者战时活动位置,减少损失,积蓄力量,都是亟待努力之处。”新华总社曾将此文作为业务电发给各分社,认为对各野战分社的工作有很大参考价值,盼能吸取好的经验,加强军事报道。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就军事报道发出的业务指示电还包括:《关于军事报道的几点意见》(1946年)、《揭露发动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宣传我自卫战必胜》(1946)、《大力宣传自卫战争和蒋军必败、我方必胜的原因》(1946)、《宣传报道仍应提高我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1946)、《关于提高胜利信心,动员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报道意见》(1946)、《注意在报道中不要泄露军事秘密》(1947)、《中宣部关于报道蒋军俘虏应注意之点的指示》(1948)、《加强瓦解敌军的宣传》(1948)、《对洛阳战役报道的意见》(1948)、《关于报道外俘外侨的指示》(1948)、《对敌俘中高级军官的采访态度和报道方针》(1948)、《关于被俘投诚敌军军官报道的指示》(1948)、《对开封战役报道的意见》(1948)、《关于济南解放后的报道提示》(1948)、《迅速报道济南战役中我军的神速进展》(1948)、《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1948)、《把淮海战役伟大歼灭战报道好》(1948)、《中宣部、新华总社转发第三野战军新华总分社关于新解放城市报道工作的指示》(1949)、《有关平津战役报道的几点意见》(1949)、《关于北平解放的报道意见》(1949)、《对淮海战役报道的几点意见》(1949)、《要有系统地宣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1949)、《迅即报道大军南下消息》(1949)、《对渡江报道的意见》(1949)、《对渡江后的报道意见》(1949)、《加强对兰州解放和西北战场形势的报道》(1949)、《对三野总分社三个月来报道工作及部队新华社建设问题的意见》(1949)等。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围绕战局发展播发了大量军事报道,有战报、消息、通讯、述评等多种形式,真实、充分地反映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历程,记录了人民英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和祖国解放的不朽历史,书写了军事报道史上的辉煌篇章。前线记者团和前线分社的军事记者,深入战地,在炮火硝烟中采访,出色地完成了报道任务。新华总社、各地方分社的记者,以及部队通讯员和指战员等,也都采写了不少军事方面的报道。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新华社前线分社不少同志为人民的新闻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事迹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