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章的修改，便会自然想起“推敲”之类的佳话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写作规律：一篇之成，往往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一大半功夫在后面呢！尤其是那些名篇佳作，常常数易其稿，几度增删，历时数载。为一个字、一个词“拈断数茎须”的事也不是没有。《春渚纪闻》的著者何薳说：“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屡改也。”诗文之需修改，犹园圃之需整修，是毫无疑义的。

　　但文以气为主。作者心里有话要说，笔下自然流淌，或激越，或悲愤，或高亢，或幽咽，心随手应，一气呵成。这样的文章如九天瀑布，似黄河奔流，有贯通之势，具天然本色，是无须再增增减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此等等。这样的诗句，岂是雕琢镂刻所能得到？

　　因此，不论中外，历来文家都主张：“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袁枚《随园诗话》记自改其五律《引泉》诗，孔南溪见而谓之：“求工反拙”。袁听后十分感慨，说他“40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钱钟书评论：诗文固须勤改，然痛改乃至手滑，苦思渐入魔道，“求工反拙”，亦复有之。真悟道者之言也。他引《蔡宽夫诗话》：“诗语大忌用功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诗力必弱”。卷八又云：“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世乃有日锻月炼之说，此所以用功者虽多，而名家者终少也”。郑燮《板桥词钞·自序》：“为文须千斟万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无伤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丛中去。要不可以废改。是学人一片苦心也”。板桥因有自己的体会，故所说更为切实公允。

　　外国文家的议论与此虽无不同，但更增加一层形象化的意味。英国诗人、批评家柯尔律治谓：“诗苟多改痛改，犹学僮常遭塾师扑责，积威之下，易成钝儿”。西方论绘画，也常说这个意思。普林尼记古希腊有画师修改不已，人称为“加工减色手”。又记两大画师齐名竞爽，其一人自言能抑制手笔勿加工，故出一头地（即高出一头之意）。盖刻意用工，过则害事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名著《艺人传》，谓初稿时兴酣挥洒，寥寥数笔，写心宣妙；而苦于不知住手，每破费功夫，润饰描绘，神气遂尔索然。有文家调侃柏拉图，说他写《理想国》时，只第一句就改了90次———“无怪柏拉图的东西是不堪入目了”。19世纪法国一画家日记自道“经验之谈”：“须多改，莫过改”。钱钟书综括分析说：诗画一律，与随园、板桥之论，出门合辙。精益求精而不知适可而止者，当引为鉴戒。

　　钱又引意大利一科学家言：“吾常谓天下与‘好’为仇之大敌，可畏莫过于求‘更好’之一念”，指出：名论不磨，浸成各国常谚。“更好乃恰好之怨怼”。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矣。

　　须多改，勿过改，话虽如此说，但需要改、需多改与勿需改、勿过改，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体裁而异。一部《红楼梦》，几百人物，如许复杂。这样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巨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结构布局，自不能与一首五言诗相提并论。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非过也，宜也！

　　因时而异的“时”，这里指作者当时所处的写作背景与环境。荆轲离国往秦刺杀秦王，行至易水之上，马上就要进入秦国之境了。大家明知此去不论成与不成，都一去无归。于是摆酒相送，穿着白衣孝服为他饯行。在那种苍凉的气氛中，荆轲咏出了那两句慷慨悲凉的诗句。这是他此时此刻从心底涌出的悲歌，其中蕴含多少复杂的情感，一字不能移易，任何增减都是多余的。

　　陈子昂在武攸宜手下参谋军事，进攻契丹。他屡次向武攸宜献计，不听，反而被贬。他受到打击，一次登上幽州的黄金台，想到燕昭王在台上延揽四方人才，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心生悲感，写下《登幽州台歌》，感叹“天地悠悠”之中，碰不到像燕昭王那样重视人才的人。这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任何雕琢都会留下斧凿之痕，反失自然大雅之气。

　　文章修改还关联着作者的学养。尝见前辈大家影印的手稿，字迹隽秀清雅，绝少涂抹之处，这显然是因为腹笥丰俭不同，下笔出手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

　　以上所说，是指自己改自己的文章。至于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多数固然是替我们改好了，但本来是“铁”，弄得更“锈钝”者亦复不少。而别人的文章，只要意思好，说清楚，当然能说得漂亮一点，土膏露气，真味尚存，那就更好了。对这样的文章，我是不想费力不讨好地枉加斧削，用自己的模子去“框”别人，弄得跟自己的脸孔一个模样。这一点，读者与作者诸君尽可放心也。

　　当然，修改之于遵命的文字，则又另当别论了。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