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与反恐战争》由Stephen Hess和Marvin Kalb编著，哈佛大学Shorenstein传媒，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资助，华盛顿布鲁克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这本书共计307页，真实摘录了布鲁克研究所与哈佛大学休伦斯坦中心举办的“哈佛-布鲁克反恐战争中媒体角色论坛”的主要内容。自2001年10月31日至2002年9月19日止，该论坛共邀请了69位美国国内外传媒界人士、现任及前任政府官员、国家安全情报部门官员、新闻传播及政治学学者举行了69次非正式座谈。该书通过记录相关人士关于媒体与反恐战争的言论，描绘了一幅在传媒高技术主宰下，以信息全球快速流动为背景的美国战时新闻传播乱象，警示读者在这个传媒高度发达、恐怖活动猖獗的社会，人类面临的严峻考验。别具特色的是，该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以通俗的语言构建了鲜明的美国语境，凸现了美国战时新闻传播所存在的特有问题。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战准备提供参考或借鉴。

　　五角大楼？媒体？

　　美国语境中，媒体不属于政府，绝大部分媒体不接受政府投资，独立于政府，被称为“第四权力”。这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媒体直至个人都享有独立的、不受限制的，以新闻、出版自由等为内容的表达自由。这种表达自由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宪法权利，成为媒体“权力”的基础，也是战时五角大楼不能随意封锁信息、阻塞言路的法律原因。

　　同时，五角大楼象征美国最高军事机关，指挥调动军队、直接掌控各种战场信息，是最大战场信息源。出于战争需要或军队利益，五角大楼并不愿意将媒体需要的信息全盘托出。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越战因放纵媒体报道而损害军事利益的教训被美军铭刻在心，提醒他们制定更为严厉的战时新闻政策。在此后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就组建报道团，派遣公共关系军官管控记者，出台了“史无前例”的新闻审查法规。

　　战争时期，五角大楼与媒体双方如何对待相互关系？

　　五角大楼认为，因为媒体对信息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双方关系的核心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但同时也期望双方能够致力于解决。所以，五角大楼的公共事务官员能够“为野兽喂食”———为媒体提供有限的报道战争的渠道，但前提是能够将“野兽”限定在不损害民众利益、不破坏军事行动的范围内。

　　美国媒体对此心如明镜，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正因为有了越战开放式报道的先例，他们认为现在五角大楼与其说是可以“被发现的机遇”，不如说是应当“被防范的陷阱”。

　　五角大楼和媒体之间有一条无形的、活动的线，在不同的情势下两者互有进退。他们永远站在线两旁，互相戒备着，争取和守卫各自领地。这种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冲突的关系，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只能在个案中寻求暂时的平衡。

　　公共外交？宣传？

　　在美国，宣传（propaganda）是绝对的贬义词。追溯词源，这个词的词根指“植物栽种、接木”，其含有强行传播之意。“宣传”最早使用于1622年罗马天主教皇创立的“信仰宣传委员会”，后多赋以传播教义的褒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自一战才逐渐流行。据考证，它是因为一战中的德国人上了英国谋略宣传的当而被打败，这个拉丁语汇才逐步演化为贬义词。现在多指“通过歪曲的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意见和信念”，意喻那种非此即彼、或肯定或否定，不顾舆论规律和受众需求，一味赞颂己方、灌输己方观点意见的传播行为。在美国人看来，“宣传”是令人不齿的。他们倾向于去进行公共外交。而在有的国家，尚未将“宣传”和所谓的“公共外交”严格区分开来。某种程度上，灵活运用计谋开展对敌“宣传”，不仅仅理所当然，而且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维护意识形态正确导向、巩固政党执政地位所必须的。中国语境中，现在尚不存在探讨两者关系的问题。

　　该书中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存在争取“心灵和思想”的战争（类似于我们说的舆论战）。美国有人将之看作是“宣传”，认为现在进行的反恐战争，其实也是一场争取阿拉伯和穆斯林“心灵和思想”的战争，应当采取公共外交而不是宣传的策略。

　　具体方式上，Ross(前美国驻叙利亚大使)认为，公共外交是“传统外交面向公众的那半边脸”，要毫不动摇地阐述事实真相，也许依然会对事实进行一定的处置，但是要“羞于说谎”。Duffey（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说，最直接的公共外交，就是试着通过直接对外国公众交流，去解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并以此来影响他国。DeYoung（华盛顿邮报前驻外记者、助理编辑）认为，不能仅仅聚集信息、强化己方观点，更不能去说谎。

　　在应对敌方宣传方面，应解构敌方宣传、分散敌方宣传，让民众知道他们所听到的这些宣传中存在着误导、谎言和假象。特别是要通过媒体议程设置，一方面简明地告诉民众那些是彻底的谎言，另一方面用事实来反驳敌人：“这不是事实”。

　　尽管也有人指出，“公共外交”的两难之境在于，其与“宣传”一样，传播效果都是无法评估的。五角大楼应在多大程度上公布消息，尚难有定论。但总体上看，美国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们在观念上比较认同“公共外交”的价值，在战时传播策略上摒弃“宣传”而采“公共外交”。

　　爱国者？记者？

　　美国记者，是爱国者还是记者？在中国语境里，这问题几乎不是“问题”———记者当然得爱国。而在美国语境里，却不尽然。

　　是“爱国者，还是记者？”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新闻价值取向问题，是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谁优先的问题。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平时，记者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客观真实地报道事实真相、收集信息、监督权力、呈递异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与爱国主义不相冲突，而且互为促进、互为依托。

　　战时则不然。有人认为，记者首先是爱国者。那些反战声音或敌国宣传，对于美国是威胁。爱国主义，要求战时媒体全力支持政府，对敌国宣传不进行报道，以防误导民众。客观上，爱国主义为政府政策筑起了“防护墙”；在爱国旗帜下，民众狂热地支持总统，媒体也在民众施加的“爱国主义压力”下附和其间。

　　更有媒体人士持相反意见。McWethy（ABC国家安全主编）就主张新闻专业主义优先，记者首先是记者。他说“电视上的你，是传播网络上的符号。‘爱国主义’对于记者来说显然是难以顾及的问题”。Karnow（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也通过回顾越战以来的历次战争，谈到民意的转向常常先于媒体的转向。舆论并不是通过媒体制造出来的，因为媒体并不总在“塑造”，也得“反映”舆论。以爱国为理由，要求媒体放弃新闻专业主义，放弃客观地发表反对意见是不合适的，所有观点的正误都应由公众来辨别。

　　少数人持中立态度，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如Murray（华盛顿邮报专栏记者）说，我不认为爱国者与新闻记者是对立的。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的受众大部分在美国，如Danny Pearl一样，我们可以去报道和理解穆斯林世界发生了什么，全力做记者能做的，同时保持对自己国家的热情。然而，在多数美国人看来，这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他们认为，当面临具体事件时，确实会面临二者择一的困境。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