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不同媒体犹如生活在一个生物群落之中。一方面都通过获取充分的信息资源作为自身能量而不断生长，并延伸着自己的根须和触角；另一方面也都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适应并改变着环境。

　　上述情形决定了我们可以引进生态学的概念和视角，对媒体变化状况进行一番动态的观察把握。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联的科学，用生态学的方式研究媒体动态变化，能避免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等弊端，而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部分。生态论新闻观的重要意义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增强新闻工作者的史家意识，优化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提高媒体的社会干预功能。

一、国家文化的日记

　　关于媒体对文化的传承功能，马丁·沃克有一句名言：“一家报纸就是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新闻是众所周知的“易碎品”，可在时间上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能够保持一层深远而且为其他事物所不能替代的意义。笔者1998年夏季在《解放军报》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版面编辑，当时有关抗洪的新闻稿件刊发量很大，分管二版的总编室副主任连俊义感慨地说：“我们是在给国家和军队写日记啊！”

　　多年过去以后，沃克的论断和连俊义的感慨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挥之不去：没错，新闻不仅在报道今天，同时是对昨天的一次唤醒，而且也是给明天保存一份历史记忆。比如’98抗洪，翻阅这一年的《解放军报》二版，我们会有许多意外发现，对昨天、今天、明天也会有一层更加深入的思考。这正是媒体生态学的内容之一。

　　1、以高校对“选美”的态度为例

　　关于新闻媒体的“历史记忆”功能，通过这一例证可以得出一番更加具体的说明。

　　2006年5月9日，《重庆晚报》报道了一条新闻，内容是关于一位女博士生选美的，说这位女博士生身高1.68米，是学校公认的美女；学习成绩优异，现在是某大学的形象代言人。记者在报道中还特别强调，某大学负责此次形象大使评选的老师表示：“学校的形象大使不是选美比赛，我们注重的是才貌双全”；并介绍“全校学生公开投票，经过一个多月的评选，女博士生以1554票的绝对优势当选。”报道进而披露“女博士不再是灭绝师太”。

　　这一报道引来对某大学的一片质疑和挞伐之声。有的干脆说，大学有这样的“创举”是大学的灾难；博士有这样的选择，是博士的“掉价”。后来的事实表明，报道纯属以讹传讹，是网络媒体介入和炒作的结果。实际情况是，在这所大学2006年4月举办的“网络文化月”中，由学生自发推选3位“网络文明推广大使”，最终那位女博士生以较大差距名列第二。《中国青年报》记者蒋韦华薇以“网络时代的新闻”为题对此进行反思，认为网络已经成为假新闻“放大器”。

　　对此事我们可以不作任何评价，单就其中提到的一个关键词“选美”而言，就足以看出媒体对社会观念的影响确实不同凡响。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一条已经过时的新闻。它与北京女孩高菁有关。高菁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考入北京大学。在她大三那年，北京和南方一些城市开始流行选美，各种各样的选美比赛层出不穷。攻读国际经济专业的高菁一冲动，根据发生在校园内外的事情写了一篇《北大女生拒绝选美》的消息，刊登在1993年4月27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这篇消息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有位新闻名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视角选得好，作者是静静地观察着“选美”这件事在社会和在北大的变化，然后又悄无声息地进行导向，就像太极拳的推手一样妙在借力和化解。并赋诗称赞———

　　冷眼观事变，导向悄无声。

　　顾盼即有意，抑扬墨色中。

　　这种评价当然也是一种“导向”，而且至今也不能说观点上有什么不妥。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仅仅十余年间，高校对“选美”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变化。2001年，复旦大学推出研究生选美，叫响了“智慧使我如此美丽”的口号。反对者称，既然是以智慧来选，那为什么要叫选美，又为什么只能让女性参加？赞成者认为，女研究生形象大使展示的应该是智慧美，女研究生不是十几岁的少女，不会做一夜成名的美梦。2005年4月27日下午，北大“三角地”出现了约5张小广告，内容是招聘25名人体模特，拍摄裸照，供教学所用，报酬为800元。再看籍贯在新疆的海南女大学生模特冠军韩燕的获奖经历：2005年海南海马车模大赛“十佳”；2005年海南首届高校模特大赛冠军；2005年海南首届影视模特大赛冠军；2005年11月获“金椰子周”全国广告新人奖；2006动感娇娃汽车模特大赛季军……

　　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精神。今天的我们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新闻信息如何对历史负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消息《北大女生拒绝选美》具有标本意义，它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对“选美该不该进校园”的判断和思考。这也启示我们：在新闻的发现、挖掘、制作、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点历史眼光。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具备了历史眼光，新闻人就有可能走出“人云亦云”的怪圈，新闻媒体就有可能走出“同位竞争”的低层次循环。

　　2、人文历史理念的沙化状态

　　新闻是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脚步而来的，“尊重人的知情权利”等现代社会理念加速了它的成长。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新闻媒体发展到今天，缺乏“过滤”的新闻泛滥已经成了现代人的梦魇。以中国报刊为例，有研究者指出，走向市场的中国报刊业，近年来已开始步入一个发展的转型期，过去以数量、种类扩张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正被一个以创新为标志的新发展模式之嬗变所取代。中国报刊业，正经历着一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深刻的大变革。一个突出特征是，全国报刊数量停止快速增长，保持基本稳定，维持在报纸2000多家、刊物近9000种的水平上。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报刊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第四种媒体”———网络媒体。可以说，缺乏“过滤”的新闻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呈愈来愈多之势。

　　如果从受众角度来看，新闻一旦缺乏“过滤”，就会时刻准备将人喂饱，直到人的记忆力在甜蜜和迷醉中减退，智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实际上，事实与传播、作品与接受、媒体与影响等客体矛盾，作者与他者、编辑与编外（编辑之外的人）、受众与众人（受众之外的人）等主体矛盾，以及认可与排斥、迎合与引导、合作与制衡、一个与众多等关系矛盾，共同决定了新闻生态上的某种偏颇。

　　在市场独自发挥作用的单一激励下，传播与受众恶性互动，媒体的面孔日益冷酷，就像鲍海波在《新闻传播的文化批评》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造成了“感性欲望的泛化，人性赖于生长的文化环境更加感官化和平面化。”毋庸讳言，这种“平面化”与以往那种片面的“工具论”一样，都是对媒体功能的夸张以致于扭曲的使用。两者的同样结果便是，新闻原来意义上的人文历史理念日益沙化，承载国家文化的“历史记忆”功能正逐步淡化。

　　3、呼唤新闻工作者的史家意识

　　当今时代，难道对新闻以及新闻媒体的“何从”与“何去”真的再也无人追问了吗？难道真的要让更多的人陷入虚无飘渺的“三秒钟注意力”？

　　解救这一生态危机，首先要关注的是新闻报道在信息量上如何保持平衡，即保持“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的平衡。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新闻不能单纯叙说现在，也要解释历史，并为人们展望未来：公众对于过去和将来的兴趣，未必就比现在少；讲过去和未来，新闻的功能未必就会小。我们要做的是，应该旗帜鲜明地倡导，新闻要有一种史家维度，对记者而言，需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记者是小史家，史家是大记者。

　　诚然，这里的“记者”不是狭义而是广义的，更宽泛地指一切新闻工作者。

二、关注新闻生态链

　　新闻生态并非没有规律可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闻生态的优化需要加强宏观调控，需要新闻从业者的共同努力，需要强调新闻自身的意义。

　　4、三位一体的新闻生态

　　良好的新闻生态，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新闻客体的高品质、新闻主体的高水准、主客体关系的高清晰。也就是说，我们预期的新闻生态链是三股合一、三线平推的：

　　客体：事实———作品———媒体———发行

　　主体：作者———采访对象———编辑———受众

　　关系：认可———引导———合作

　　或换言之，良好的新闻生态不仅仅依靠新闻事实的发现和开掘、新闻作品的制作、媒体的自我规范，也不仅仅依靠作者的自律、采访对象的配合、编辑的敬业负责、受众的支持，同时，还要依靠这些不同行为主体彼此间的相互认可、引导、合作。

　　5、数字的庞大有时只能说是浮肿

　　上面谈到全国的报刊数量时，笔者想到了一个人和一件事。

　　那是在1995年，山东省青年剧作家张宏森曾以《中国电视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为题发表长文，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引起强烈反响。张宏森认为，我国电视剧年生产总量已逾6000部（集），这个数字在一个阶段内还会持续上升，充满良知的人们应该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保持警惕：数字诞生不了美，数字也诞生不了道德和品格。他呼吁，如果中国电视剧创作界不正视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同时文化道德的严重下降和沦落，那么，数字的庞大只能说那是病入膏肓者的闪烁发光的浮肿。

　　这段发人深省的评述，不仅仅对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有借鉴意义，对于良好的新闻生态建设也有启示。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见数量不见质量的实质，就是“只见新闻不见意义”。

　　6、有必要重提新闻的意义

　　杜绝新闻的“浮肿”，必须重提新闻的意义。美国新闻学家沃尔特·福克斯在《写新闻》一书中说：“为了满足不断要求深入了解新闻的读者的需求，作为分析家，记者必须透过事件的表面探索其根源。一位欧洲政治家总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下属：‘不要对我说出了什么事，而要对我说这意味着什么！’这句话，已经成了现代新闻记者的座右铭。”新闻工作者不仅要看到新闻，还要弄清新闻为什么发生，知道这条新闻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波普尔在1972年出版的《客观知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一个是我们生存其间的物理世界（第一世界）；一个是由人类精神创造的观念世界（第三世界）；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当中，还有一个第二世界：由人类创造的各种学术理论组成的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物质世界，第二个世界是主观世界，第三个世界是内容世界（意义世界）。

　　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天赋的埃利斯早在1923年出版的《生命的舞蹈》一书中就曾指出，我们生活中的全部基本事实包括了3组事实：物质性事实、智力性事实、道德（还有政治）性事实。

　　如果借用波普尔的观点，新闻作品当然属于第三个世界内容世界（意义世界）。它又与第一个世界物质世界（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第二个世界主观世界（由各种学术理论和观点、见解组成）密切关联。与此同时，倘若以埃利斯的观点来看，新闻作品作为智力性事实，又密切关联着物质性事实和道德（还有政治）性事实。

　　根据以上分析，下面两句陈述并非多余———

　　新闻不仅是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交互作用，更是一种内容世界、意义世界；新闻不仅是智力性事实，更是一种道德（还有政治）性事实。

　　回到新闻生态的话题上来，可以这样认为，新闻生态的建设和维护，需要与新闻相关的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那么，新闻工作者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简单地讲，要有3个回归的意识：回到新闻自身上来，回到事实本身上来，回到事情本源上来。除了这3个回归之外，还要有一个善于———善于从新闻中“跳”出来，让新闻呈现出意义，回答好“意味着什么”。

三、跳出新闻看新闻

　　古人论诗艺，有“功夫在诗外”之说。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讲，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其实，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只有作如是观，才可能有大作为。

　　7、告别“匠人”习气

　　道理并不复杂：就新闻论新闻，永远说不清新闻；就新闻做新闻，做来做去只能是个“匠人”。所以，“跳出新闻看新闻”也是新闻生态学的应有之义。

　　有些搞新闻的人，“匠人”习气常常表现在两个方面的满足：满足于稿子写了、编了，而不问写得如何、编得怎样；满足于稿子签发了、见报了，而不问质量如何、社会效果怎样。对此，《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燮阳《新闻就在你身边》一书中曾经说，作为记者，要经常观察“气候”，“气候”有大、中、小之分。“大气候”是指国内外当前的形势；“中气候”是指各个时期的宣传方针政策，“小气候”是指各媒体的特点和规律。这种观察“气候”的本领，就是“跳出”新闻、不就事论事的本领。

　　诚然，新闻学不是“气象学”，记者也不能做“风派人物”，就像刘少奇同志曾经强调的那样，记者既要宣传方针政策，又要在新闻实践中检验方针政策。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跳出”才更宏观，才更有全局观念，才能真正告别“匠人”习气，发现并报道出好的新闻来，进而推动新闻生态的优化。

　　8、“跳出”的前提是融入

　　“跳出”不是说跳就能跳的，它还要有一些前提条件。《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曾经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采访，不仅要从外边向里边看，有时候需要从里边向外边看。”这是讲记者如何“融入”采访对象，这“融入”就是“跳出”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没有“融入”，“跳出”就成了空对空。

　　不仅记者，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融入”和“跳出”的本领。新华社高级编辑李耐因曾写一组系列文章《编辑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一条新闻线索、一篇稿件拿到手，总是掂量过来掂量过去，横比竖比，想得更远一些，看得更宽一些，联想得更广一些。具体地说，就是“想”原稿中有没有未被记者发现，却是具有更为重要的普遍新闻价值的内容呢？有没有可能从一件具体事实的报道引发开来，促进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呢？李耐因能够“跳出新闻看新闻”，所以经他手编发出了大量引起社会反响的新闻稿件。新华社1978年11月15日播发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就是他独具慧眼，从记者一篇普通的会议报道中发现这条重大新闻的。

　　9、历史眼光的熔铸

　　“跳出新闻看新闻”就能具备一种历史眼光，就能具备一种全局观念。有了历史眼光和全局观念，就能对新闻看得更透，把握得更准，领会得更深，捕捉得更巧，从而在良好的新闻生态中更好地发挥新闻的社会干预功能。历史眼光的熔铸非一朝一夕之功，概括地讲有3条要诀：

　　一是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毛泽东同志1959年提出“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新闻从业者要有一种宏阔的史家意识，用新闻记录文化的变迁、国家的历史。现在有些人常犯的毛病是“多谋寡断”，要么只见技巧不见新闻，要么只见新闻不见判断，属于典型的“书生办报”。

　　二是坚守新闻工作者的位置。《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段存章有句名言：“脚印留在群众中，文凭写在版面上。”这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在底层用力，又有“政治家办报”的观念，就能做到“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下到田埂里找感觉”，就能发现和报道具有历史眼光的好新闻。

　　三是坚定新闻创新的信心。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新闻要创新，就必须将新闻事实置于一定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和判断，审定其历史资格，并按这种历史资格，决定报与不报，报多少，怎样报。有了这种历史眼光，就能确保不遗漏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与人物，同时也不会发生把鸡毛蒜皮硬塞进历史的错误。

　　（作者系解放军报政工部军地法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