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记者、编辑要想提高写作水平，撰写有分量的佳作，就非“厚积”不可。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学习和实践，资料的积累和使用也很重要。使用资料虽在一时，积累功夫全在平日。因此，既要持之以恒，又要广泛收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并巧于运用，引申发挥，就能使文章丰富多彩。
古今中外的名家都深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并身体力行。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有一个“诗囊”，凡是见到精粹的诗句，发人深省的巧妙用典，栩栩如生的景物描写等，都记录下来，投进诗囊，以备写作参考。他的“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的刻苦创作精神也被后人所传颂。宋代大文豪苏轼曾指着几箱读书笔记和佳句摘抄对学者苏子容说：“括四海之佳句，囊古今之心声。”他不仅自己广积写作材料，还教人们“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的诗、词、散文仅现存的就有110多卷，可见他所搜集的原始材料也就更为可观了。鲁迅先生“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地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汇集资料，写就了293万多字的著作。高尔基一生中收集了几百本资料、素材、摘句，使之成为世界著名作家。荀子说：“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应当成为我们编辑、记者笃行砺志、积累资料的金玉良言。
资料的来源主要有四个重要途径：
一是在阅读书报时，认真做好摘要卡片、笔记及索引。俗话说：“好脑子不如勤笔头”。在阅读书刊报纸的时候，随时用资料卡片将有价值的材料摘抄或者将其主要意思记录下来；对那些因为文章比较长，内容比较多，一时摘记有困难的，可以先将材料的题目、出处、作者和出版时间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查找。
二是建立个人电子图书馆。比如，红旗出版社的《家庭藏书集锦》，收录了中外经典名著3000余册，约10亿汉字，分为9类光盘。这9类光盘分别是：1、领袖著作；2、中国文学；3、外国文学；4、哲学；5、历史；6、百科全书；7、家庭生活与艺术；8、法律、经济、军事；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凡是普通图书馆拥有的必备书，如马、恩、列、毛的全集、选集、文稿、邓小平文选以及建党以来我党领导人的文稿、文选、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哲经典集、全通鉴、家庭生活的医疗、烹饪、缝纫、孩子辅导等，尽量收全。
三是巧用网络帮手做资料。互联网的出现是人类信息史上的一场革命，只要巧妙利用，编辑、记者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提升新闻资料积累的优势。编辑、记者应该巧妙利用互联网来拓展新闻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利用互联网获得新闻背景；利用互联网发现新闻线索；利用互联网进行跨地域采访；等等。互联网以传统媒体为重要信息来源，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同样可以将互联网为我所用。
四是将自己思维的成果、见解和发现的问题、矛盾随时记录下来，像鲁迅写《马上日记》一样，想到一点什么，马上记下来。
积累资料关键在于运用。怎样灵活运用资料，前提是要占有和消化它们。要把这些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必须掌握读书方法之三要：一要博览群书；二要精读“专攻之书”；三要阅读与思考相结合。
读书先要博览群书。司马迁能做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与他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是密不可分的。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个数词，言其读书之多，阅历之广。金代元好问告诉我们：“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
鲁迅告诫文学青年要博览群书，他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郭沫若教导文学作者说：“有志于文学的人应该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像蜜蜂一样采集各种各样的花汁花粉以酿成蜜。”鲁迅、郭沫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不仅在文学领域内留下一笔蔚为大观的文学遗产，而且还精通医学、生物学、天文学、哲学、历史、古文字学、艺术、外语等。
其次要精读“专攻之书”。作为编辑、记者，自己购买一些与业务工作有关的书籍，一些文学精品，均属专攻之书。这些书利用率很高，必须精读，把书本上的知识弄懂，真正消化，基本掌握，使之成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
对于精读的书，要准确无误地记住其内容，烂熟于心，经久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对于非读不可又一时读不懂的书籍，万不可轻易放过。要逐字推敲琢磨，要读懂弄通，要“记住注解，成诵精熟”。对于洋洋百万字以上的鸿篇巨著，无法熟读者，也要尽一切办法记住其要旨，熟读其警句，领会其精髓。为了加强记忆，要作好读书笔记。作笔记的方法很多，或抄录书上的重要句子、段落；或记下自己的点滴感受；或概括其观点，摘取其材料；或在所读的书上圈圈点点，标出记号。诸多方法，可根据情况，或取其一，或交互使用。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因此，学习和思考应当并重。清代袁枚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或问‘诗既不典，何以少陵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说？’不知‘破’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盖破其卷而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会吃者长精神，不会吃者长痰瘤。”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典范。据记载，毛泽东同志在读书时总是拿起笔来写。一次他读《伦理学原理》，对全书用墨笔逐字逐句地圈点，还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子等符号。这本十万字的书，他写的批语就有一万二千字。他每读一本书，总是这样动脑筋，加圈点，写批语，这为自己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用活资料，大有讲究，需要做到：
架起资料与新情况的桥梁，使旧材料变成新闻。把上级的文件、报上有关言论与积累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学习，用政策和言论的精神来统领自己资料库中有关的资料，使一些沉睡的资料活起来。比如，《安徽日报》2006年2月2日在头版头条刊发《“联接链”联出勃勃生机———岳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并配发言论和图片，以其鲜明的主题，扎实的内容，介绍安徽省岳西县打造“联接链”的做法、效果、作用、问题、建议，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这一发展农村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新生事物在安徽省推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篇报道就是记者依据过去积累的资料和新近观察得到的材料撰写的。中宣部《新闻阅评》在评价这篇报道时指出：“《安徽日报》刊发有情况、有事实、有分析、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宣传报道中很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运用资料，巧架沟通心灵的“桥梁”。记者在采访中，和人交谈，尤其是第一次和被采访者见面，生疏———就象一条小河把两者隔开了。要打开对方心灵的闸门，使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需要巧架沟通心灵的“桥梁”。
斯诺的前夫人韦尔斯在回顾她的记者生活时，讲了一些有趣的故事。韦尔斯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她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照片来，对毛主席说：“我早就从这张照片中认识你了。这是斯诺给你照的。我从西安跳窗户出来时，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你的照片，一样是一盒口红。你知道，一盒口红对美国年轻妇女有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贡献出来，而口红是不能丢的，所以，你也就不会诧异了。”诙谐的语言，招来一连串的笑声。毛泽东主席接过了那张带着红军八角帽的照片，眯着眼睛笑。韦尔斯说：“这张照片照得很好看。”“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照片会这么好看。”毛泽东主席笑道。从这里开始，一见如故，谈话不那么拘束了。照片把毛泽东主席和韦尔斯迅速联系起来，采访气氛十分自然、融洽。韦尔斯采访王震时说：“我记得咱们是同年的，我在延安时是28岁，现在已72岁了，你是不是也72岁了呢？这个问题引起了王震会心的微笑，我们之间的气氛融洽了。当时还有人在场，我就对大家说，我还会唱《南泥湾》呢。于是，大家都笑了，要听听我的歌，气氛更活跃了。”
照片、年龄、《南泥湾》歌……这是被访者所熟悉、重视的东西和往事，犹如记者带去的“见面礼”。这些资料，顿时化作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变为打开被访者话匣子的钥匙，成为采访新闻人物的突破口。
善于举一反三，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闻。有的同志不仅善于捕捉新材料，而且善于从人们非常熟悉的材料中悟出新的道理来，举一反三，引申发挥。
投入有缺口时，政府往往采取“不能给钱给政策”，这是许多地方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的“成功经验”，赢得了各级各部门领导异口同声的赞扬。可是殷国安写的《必须给“给政策”套上笼头》这篇《冰点时评》却独辟蹊径，文中写道：“物理学常讲‘能量守衡’，一个政策怎么就能产生这么多的钱？”这是振聋发聩之一问。而且列举了“有关部门‘给政策’，卫生部门多收了1430亿元；我们身边一些地方政府都在用这个秘方筹集资金：重点高中圈了几百亩地，要投资一个亿，财政没有给政策，政府协调，向银行借款，高中录取学生时，计划内的压缩到五分之一，80%成为计划外的，提高分数线，分不够，钱来凑，一分2000元，一年招生就可以搞上千万……”评论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给‘不能给钱给政策’套上笼头，既不能让政府随意地‘不给钱’，也不能让政府随意地‘出政策’。从现在的情况看，这只能寄希望于人大监督。一方面，在钱的监督上，不仅监督政府乱花钱，也要政府花该花的钱；另一方面，对政府随意出台的政策，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叫停违法的土政策，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这篇文章立意新颖，举一反三，令人深省，很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