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埃得加·斯诺1936年6月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被重重封锁的中国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进行亲历式采访后所写的长篇通讯《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至今已经整整70年了。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部新闻经典著作时，它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震憾不已。作品所折射出来的作者的新闻职业精神，仍然令今天的新闻工作者钦佩和景仰。一部新闻作品能产生如此久远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值得深思和学习。

　　一、不惧艰险探究事实的求真精神

　　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是职业精神的应有之义。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严酷新闻环境，使真实报道中国社会现实成了一种难于实现的梦想。由于长期的反共宣传，成立已有15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和一直在中国腹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却被描绘成嗜杀成性的“新式流寇”、“半疯的狂热分子”，红色根据地和他们的主人都成了当时国内外无人解开的“最大的谜”。

　　正像斯诺心里的疑问一样：“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红军抗击有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9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这些人们极希望知道的答案原本应该成为新闻记者趋之若鹜的采访素材，然而因为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当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实地采访和亲身调查的事实来解答。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是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使人们都认为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

　　1936年6月，在得到西安事变的确凿消息后，斯诺终于抓住了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冲破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了红色根据地，开始了他探究红色区域真相的冒险经历。

　　新闻报道，就需要记者具有探究事实真相的勇气和不惧艰险的无畏精神，甚至需要冒险。在斯诺之前也曾有记者萌生过前去红色区域采访的念头，但是都因为实在太过于冒险而放弃了。而他自己也深知采访的危险性：“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当时的西北是中国贫困落后的偏远一隅，疾病温疫、土匪兵祸使得斯诺的西行充满惊险，可是他并未被困难和艰险所吓倒。为了报道事实真相，解开这一系列历史之谜，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的斯诺认为拿他的脑袋去进行一次冒险是值得做的事情。

　　二、尊重历史、忠实记录的严谨求实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西行漫记》，认为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西行漫记》经久不衰的价值，也正是来自于它高度的历史真实性———确切地说，这是作者在历尽艰辛、充满冒险的旅程中，实地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是一个冷静的观察家经过亲历式采访、调查后的所见所闻所想的真实记录和客观描述，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当事人的口述实录———这一在近年来普遍采用的新闻叙事方法。斯诺在自序中写道：“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为了确保记录的准确，这些口述的文字都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求证：“我提出的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单子只是一个参考提纲，谈话常是前后跳跃的，有时从进一步提问中又引出各种各样的补叙。我把笔记精心地加以整理，而后交给吴亮平；由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的校订、调整和扩充、压缩，我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然后再翻成中文。经过毛泽东的再次审阅，拿出一个二次修订稿，这样，吴先生和我才把它译成中文。”如此的严谨才保证了整个记述真实准确，如实反映出毛泽东对过去经历的看法，完全可以当作毛泽东生平的翔实记载和权威史料。采访周恩来时，先由周恩来用不很流利但能听懂的英语讲述，斯诺整理完英文稿读给周听，经被采访者改正或澄清后再写出修正稿。在书中他记叙自己没有直接见到朱德而写的《关于朱德》一章有不确切之处。1938年复社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出版中译本时，他立即根据海伦·斯诺的访问记录重新作了改写。斯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所有新闻工作者的楷模。

　　三、幽默风趣、春水般清澈的语言

　　70年之后我们以今人的新闻语言标准来看《西行漫记》，仍然觉得它文字生动、优美、流畅，笔触真实细腻、准确、形象，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稿件里还充满难得的幽默风趣，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栩栩如生，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从以下几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语言风格。

　　毛泽东———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周恩来———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5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彭德怀———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的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很活泼的人，这也许是他不吸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

　　采访路上———

　　“傅锦魁（译音）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

　　曾经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70年过去了，《西行漫记》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久远而受到冷落。相反，正是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成为一座让后代新闻工作者仰视的高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新闻作品的形式和叙事方式如何变化，它真实和客观的灵魂永远不会改变，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