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联合军演的近20天里，画报部记者李靖和我住在沙戈尔机场。这个机场驻有空军战斗群和陆航部队共计800多人，占了总参演兵力的一多半，几乎每天这里都有大量的战机起飞。我很庆幸赶上了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军事外交日益频繁的新时代，并且能有机会置身其中，来感受来记录。

　　8月1日清晨，朝阳染红了天边的云彩。我和李靖乘坐引领歼轰—7飞机的伊尔—76飞机，目睹了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跨国大规模远程空中机动。歼轰—7飞机刚定型没几个月，这是装备部队后第一次进行大机群长距离、高纬度转场飞行。平常的飞行是划直线，长距离飞行则相当于划弧线，随着飞的航程越远、纬度越高，地球磁场效应都在发生变化，飞行员要不断修正磁差。

　　即将飞越空防线时，机组一片繁忙。我在驾驶舱站在飞行员身后看到了这历史性的时刻：俄方用英语询问机组高度、入境时间、航班批复号等，机组用流利的英语准确回答。一一核实后，俄方发来“同意入境”的指令。

　　飞翔在异国天空的感觉真好。触目所及尽是新西伯利亚大平原众多的蓝色、绿色的湖泊，鄂比河、额尔齐斯河等似白色的飘带缠绕着城市和村庄。

　　8月11日的合练中，我又乘坐直升机在空中参加了演习的各个阶段。直升机上没有救生伞，据说最大的特情可能是两台发动机都停车，就要旋翼自转着陆（相当于固定翼飞机的迫降）。我所坐的63号直升机，在左侧第一列的第3架。11点30分，机群同时垂直升起。空中风大，保持编队很不容易，要不断地修偏，忽高忽低，有些晕。这时我清晰地看到空中编队在地面的投影：长机在前，10架直升机呈标准的等边三角形向前移动。12点，飞机降落前“呼”地向两边猛地倾斜，终于到达新机场。这是一个临时开辟的野战机场，我坐在前舱两个飞行员之间领航员的位置，头戴耳机，视野很好。

　　据说今天空中风太大，直升机晃悠得厉害，就像坐在军舰上遇到浪涌翻滚的感觉，很多飞行员都受不了晕，我好像还没事，他们说我能当“宇航员”。

　　8月13日上午，经过特批，我登上了4032号伊尔—76大型运输机，目睹中国空军首次在异国空域实现重型对地突击装备多件连投，并从空中多角度、多侧面见证了我空降兵重型装备多件连投和国产新型伞兵战斗车首次成建制在异国公开亮相。

　　飞机离目标30公里时开始减速，保持低速低空准备空投。当空投员按下空投按钮时，引导伞从大门掉下，牵引伞把锁拉开，拽出战车。最后一件重装即将离机，飞机的重心突然猛地靠前，剧烈俯仰。几秒钟后，全部重装离机，巨大的伞花在机身后饱满地绽放。

　　追逐新闻是记者的天性，但我总在想，在热热闹闹的新闻事件背后，新闻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如何，他们的喜怒哀乐又被关注了多少？在沙戈尔我终于找到这样的机会来静静地听新闻人物讲故事，感受他们的心灵。

　　我和飞行员们住在同一栋楼里，每天一起开会、进场、飞行、吃饭、聊天，我真的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不需要我再问他们：“有什么感受”，就像兄弟姐妹们聊天似的，他们有什么心里话、快乐和烦恼都会告诉我。我的手机几乎成了公用的，飞行员们都拿它和国内的亲人发短信联系，我也从中读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空军运输航空兵某师师长郑元林，我已认识他多年，但每次采访他“战斗力成长有什么新亮点”时，他似乎总有些抗拒。这次军演从航空兵转场到最后回到祖国，我始终跟他们在一起，目睹了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俄罗斯运输航空兵一点一点精细地协同，从一开始俄军“挑剔”到后来俄军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问：“你们是不是随时带着计算机，为什么飞得这么精准？”当我们的领航员告诉他们：“大脑就是我们的计算机”时，骄傲的俄军飞行员彻底折服了。19日，从凌晨5点我们就登上飞机，但因各种原因一直待命，在飞机上等到17点才起飞，我们和机组成员都一口饭也没吃，大家又饥又渴。当听到可以起飞的命令时，禁不住欢呼起来。郑元林担任这架飞机的机长，他带领机组驾驶飞机又飞了整整4个小时回到祖国。

　　演习当天，我与空降兵的战士们一起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有个小战士问我：“在野外吃饭有何感想？”我脱口而出：“没啥感想，你们吃什么我也应该吃什么。”我牢记着一个让我汗颜的细节：在正式演习的前夜，我看完空降兵战斗员的晚点名和战前动员，想再单个采访时，已是晚9点多。铺满森林和草原的俄罗斯，蚊子犹如排列成战斗队形的轰炸机群，轮番向我发起攻击。不到5分钟，我的身上就被咬了20多个大包。我说了一句：“咱们进屋找个蚊子少的地方聊吧。”营长便问我：“记者您在连队锻炼过吗？”我立即意识到些什么，便一直站在操场上采访完。

　　前线一位首长说过：“哪里有住宾馆打胜仗的部队？”的确，前方的条件比较艰苦，但我总在想，也许未来战场就是这个样子甚至比这更艰苦更残酷。作为一名军事记者，首先应是一名战斗员。虽然说工作分工不同，我们以笔为枪，不用直接与敌人拼杀，但我总在反思，自己在泼辣的、能吃苦的作风上，离一个合格战斗员的距离还有多远。

　　（作者系解放军报驻空军记者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