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我已经参加了10次中国新闻奖评审会了。论资历，虽然勉强可算是“老评委”，但扪心自察，每一次的新闻奖评审会，对我而言，都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而且每一次都获得了新的知识，每一次都得到了新的思想升华。10年来，我先后在广播组、电视组、通讯组、系列报道组、论文组参加过评审。当我每年面对着这些斩关夺隘而精淘出来的众多佳作精品时，一方面，我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学习心情，拜读这些作品，另一方面，又横挑竖比，认真履行作为评委的职责。

　　表面上看，评委对作品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决定作品的等次和兴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作品实际上也在考核和衡量评委的能力和水平。我常常在想：如果好的作品被埋没，或者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那人们将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评委呢？尤其是那些作者们又将在背后怎么议论我们这些评委呢？回想10年来参加中国新闻奖的评审工作，不能说没有丝毫的惋惜，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所得远远大于所失。

　　下面，我就本届新闻论文奖的评审情况，谈点感受。

　　一

　　本届新闻论文奖的参评论文有60篇。按照参评规则，6000字以上的算超长作品，以此标准量裁，本届参评论文有10篇超长。起先，规定10篇超长论文中可入选一篇晋级，后因各评审组的超长作品太挤，只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新闻论文组的所有超长论文全部取消入选资格，结果参评本届新闻论文的作品，实际上只有50篇。

　　被切掉的10篇论文，我全都看过。我认为，有的论文写得相当不错，如工人日报社推荐的董宽撰写的《提升主流报纸国际新闻报道的引导能力》，解放军报社推荐的刘雪梅撰写的《信息化战争：媒介素养教育应填补的空白点》，重庆电视台尧风、钱践撰写的《收视率再批判》等，有独到见解，有深刻思想，竞争力很强，但因超长而被迫出局，实在可惜！

　　在获得入选资格的50篇论文中，显示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品种齐全。有报纸、有广播、有电视，还有互联网；有中央媒体、有省级媒体，还有地市媒体；有沿海发达地区的，也有来自青藏高原的；各种媒体形态，该有的都有。二是内容丰富。既有对党报面临形势的探讨，又有对新农村建设中媒体责任的议论；既有对当前新闻文风的看法，又有传播应对与策略的见解；涉及面广，触角深长。三是作者队伍层次高。参评论文的好些作者都是大报大台、省报省台的老总，如《工人日报》副总编辑董宽、《北京日报》副总编辑郑京湘、陕西省电台台长徐来见、《南方日报》总编辑杨兴锋、《农民日报》总编辑王太、《天津日报》总编辑张建星、《安徽日报》总编辑汪家驷、《河南日报》总编辑朱夏炎、《中华新闻报》副总编辑魏轶群等，作者的高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论文具有较高水准。

　　从论文的属性看，中国新闻奖的参评新闻论文，当归应用新闻学的范畴。相比理论新闻学论文而言，应用新闻学论文的最大特点是现实感强，它时时处处以现实问题为主攻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它的论述主题必须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进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分析原因，在原因分析中理出对策思路和可操作性建议。应用新闻学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政治性强，不管你谈论的对象是谁、你谈论的角度怎样切入、你依据怎样的理论谈论对象，都必须坚守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这就是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党、政府工作的大局服务的方针，必须坚持改革稳定发展的有机统一。应用新闻学论文对新闻实践、新闻操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而它对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把握，需要更严格、更严肃的政治尺寸。

　　二

　　经评委们认真、负责地审阅和议论，又严格按照程序投票，最终本届新闻论文奖共评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9篇。限于篇幅，我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3篇一等奖的获奖论文。

　　一是《责任造就公信力》，为湖北日报社总编辑江作苏撰写。公信力一词，是业界这两年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作者结合《湖北日报》的改版工作，根据自己多年新闻实践的思考，提出了“责任造就公信力”的判断，观点亮敞，立场鲜明。文章认为，责任与公信力是把握媒体核心竞争力的新认识。以此为主线，文章强调：公信力是媒体舆论引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舆论引导作用产生效果的保证，是媒体最宝贵的资源，是媒体实现经济效果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契合点。评委们认为，在讨论公信力的诸多文章中，这是比较有份量、有影响的一篇优秀论文。

　　二是《创新机制体制，提高引导能力》，为《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谢国明撰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多元化和思想多样化的新形势，如何提高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作者结合党的十六大以来《人民日报》的办报实践，认为：提高党报舆论引导能力，必须把握新时期党报的办报规律，提出符合党报实际的办报思路；必须积极稳妥地创新编采机制，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人民日报》的实践证明，编采合一，属于过去；编采分开，属于未来。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创新管理体制，调整结构，优化配置，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主流舆论集群。评委们认为，这篇论文有思想、有见地，有些论述也很深刻。作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新思路、新办法，肯定会对业界尤其是报纸产生很大影响。

　　三是《互联网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应对》，为浙江在线新闻网站管委会主任项宁一撰写。文章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互联网舆论炒作的规律、当前互联网突发事件炒作的主要热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管理方面面临问题及应对措施等4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凝结成“报比不报好、早报比迟报好、自己报比别人报好、主动报比被动报好”的观点。评委们认为，这篇文章从互联网的角度谈论突发事件的应对，有较多新意，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给人提供较多的启发。

　　三

　　其实，有些评上二、三等奖的获奖论文也是不错的，有的丝毫不亚于一等奖论文，只是名额有限，只好“屈尊就驾”于等而次之的奖项。譬如，《天津日报》总编辑张建星撰写的论文《大报不能小报化，主报不能边缘化》，虽然只获得三等奖，但它对问题的探讨，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论文的有些论述非常精彩，如“要吃透社会舆情，形成引导的预见力”；“不客观是错误引导，不深入是乏力引导”等等。

　　《农民日报》总编辑王太撰写的论文《担起新农村建设中的媒体责任》，也是一篇获得三等奖的论文。作者对媒体如何担当起新农村建设的责任，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主张媒体要“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在同题论文中，我认为这篇论文的深刻和宏观把握，是少有的。

　　有的论文虽然在竞争中落选，但磨损不了它的光芒。如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徐来见撰写的《广播产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虽然未能入奖，但也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作者位处省域，但立足全国，放眼全行业，论文的全局意识、大局意识强烈，眼光独到，见解精辟，对促进我国广播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当然，连诺贝尔奖评选都有遗憾，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大家只能尽最大努力地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