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是我军战时宣传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一场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原理，在朝鲜战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间我军的宣传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许多新的发展。在这场我党我军的新闻记者们第一次大规模参与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舆论战中，消息、评论、通讯、特写、漫画等诸多形式是军事记者们运用自如的各式“武器”，而典型报道则是贯穿这些报道样式的最重要的内容。
一、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典型宣传概况
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典型报道，使我军军事新闻宣传达到一个高峰。
在这一时期，我国举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所有新闻机构都动员起来宣传这一运动。这一时期的典型宣传起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黄继光、邱少云几乎走进家家户户。新闻报道的各种体裁，尤其是消息、通讯、评论等，各显神通，相互配合，覆盖了报纸、广播、文件传达、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形成强势的舆论宣传氛围，将朝鲜战场的英雄模范人物、突出战役以及国内人民中涌现出的拥军、爱军模范，广为传播，有力地鼓舞了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在抗美援朝的宣传中，我军不仅从战场上挖掘战斗英雄，集中报道，积极推出典型人物，而且在祖国的大后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也不断推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典型，如义演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常香玉，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的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踊跃送子女参军参战的奉贤县（现属上海市）范爱乡蔡老太太等，达到了前线与国内人民的高度互动，使全国的抗美援朝呼声异常高涨，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热情，使全国上下高度一致，空前团结。中央关于“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也收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典型报道所弘扬的精神武装了人民，统一了思想和舆论，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真正武器。
二、抗美援朝典型宣传的成功经验
1、着眼全局，特殊时期实行特殊的宣传策略
优秀的典型报道，离不开环境的烘托和时代背景的衬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战争。首先，战场不在国内而在气候环境恶劣的朝鲜；其次，敌人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都远远超过我们的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军队；再次，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正是“一穷二白”的困难时期，各种战略物资奇缺，进行这种远离国土的作战无异于雪上加霜。在物质力量匮乏的情况下，典型宣传所能起到的精神鼓动作用异乎寻常。
在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遛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哩！”
从小战士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吃雪的特殊行为，折射出志愿军战士高尚的思想境界，每一个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谁能否认志愿军战士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一个小小的典型人物，在祖国人民心中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的光辉形象，在前线的战士们心中，也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豪迈感，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
这段时期，我军推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的典型，如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沈如根、杨连第、邱少云、罗盛教等，大部分是战斗英雄，反映出我军典型宣传的时代特色。
2、运用合力，强势宣传，形成规模效应
若要使典型报道达到最佳效果，必须“十八般武器并用”，利用各种方式，增强宣传的辐射力、覆盖面和冲击力，形成强势舆论，产生聚焦效应。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电视事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网络也不存在，最主要的传播介质便是报纸和广播，以及贴满大街小巷、门前村后的标语、宣传画。
战争开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最先派出记者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采访，后又陆续派出多批记者。
1951年1月，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北京、天津和沈阳的广播工作者则组成“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活跃在战地火线。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战地摄影队更是紧跟前哨部队开展实地拍摄。地处抗美援朝前沿的东北日报社还曾一度实行“战时体制”，并多次派出记者随军入朝。在朝鲜前线，《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等报刊成为了将志愿军战士同祖国联结在一起的精神桥梁，人民广播则成为了“精神食粮的空中加油站”。通过这些媒体的合力报道，志愿军战士的英雄行为在祖国的大街小巷被广为传颂，有效地激发了国内群众参军、爱军、强烈拥护志愿军的热情，提高了国内群众大搞生产、支援志愿军的劳动积极性。
志愿军部队创办了大批报刊，较大的报纸有《立功报》、《前进报》、《战士报》、《战斗报》、《国际战士》等。此外，从志愿军总部到各军、师、团都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刊以及大量的连营小报、快报和鼓动传单等，名目繁多。通过报刊，及时贯彻领导意图，反映情况，交流经验，表扬典型，增强了志愿军的战斗力。《前进报》、《立功报》等报刊专门编印了《英雄群像》，连续刊登各战役中的英雄事迹100多篇，如《罗亮泗击毁重坦克》、《任明信三次负伤不下火线》、《王文海和他的机枪组》、《开路先锋刘连》、《司号员郑起》等短小生动的通讯报道，对部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1年第四次战役开始后，志愿军创办了全军性的《志愿军》报，刊登了多篇描写可歌可泣英雄事迹的通讯，推出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在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政治敏感高度警觉，不断推出具有特殊品质的典型
抗美援朝时期，我军推出了几个原本并非“英雄”的特级大英雄，即罗盛教和邱少云。
1952年1月2日，朝鲜少年崔莹不慎掉入冰窟，正在河边进行投弹训练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立即纵身跳入刺骨的冰水中，用尽全身气力终于把崔莹托出冰面，他自己却光荣牺牲。最初，师机关是把他作为“非战斗减员”上报军部的，并向各连发布了“事故通报”。后来，师党委重新调查核实了罗盛教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并上报上级，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志愿军总部追授罗盛教烈士特等功，并授予他“一级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
伟大战士邱少云，在和战友们执行潜伏任务时，被敌人燃烧弹引起的烈火吞噬生命后，个别同志认为他不过是战时特殊死亡，算不上英雄，连队给他报请三等功。但更多的同志认为他的事迹是严守纪律、为了整体而牺牲自我的壮举。师政治部为他申请特等功的报告送到志愿军领导机关后，也立即引起重视，决定给他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1日，再次授予邱少云“一级英雄”称号，使其成为特大典型。
不难看出，我军宣传机关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罗盛教、邱少云能从小典型成为大典型甚至特大典型，更多地在于其教育意义。中朝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友谊？这就需要大量的事例来佐证、强调。罗盛教的事迹放在平时只能说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但在彼时彼境，却有了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新的意义，因此其成为特大典型也是必然。邱少云亦然，在战时，纪律比生命更重要，严守纪律是每一名战士的神圣责任，它是培养战士们纪律观念的最好典范。
三、抗美援朝典型宣传的局限性
1、事后推测，有些细节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
这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稿中的一段话，刊登在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上。之后这篇稿件引发了新闻界的激烈争论，最后的共识是：新闻的特征和威力在于其全部细节都是事实，新闻报道必须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记者的“合理想象”只会让人感觉虚假。由于战场采写稿件的限制，有些典型报道的细节有失真之处。
2、介绍壮烈牺牲的烈士多，报道活着的英雄人物少
统观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绝大多数是牺牲在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样的报道无可非议，因为牺牲的战友比活着的英雄更值得报道。但是，这种宣传却对前线的战士们产生了误导；要想成为英雄，首先付出生命。黄继光牺牲前，有一次部队在坑道里放电影，片名是原苏联电影《普通一兵》。黄继光一连看了三遍，电影中，马特洛索夫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感染了他。黄继光对他的连长说：“连长，马特洛索夫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我也会像他那样去做的。”可见，英雄对战士的影响是多么重要。
其实，在战场上不一定要牺牲才能成为英雄，活着的人也有其闪光点。既能杀敌，又懂得保全自己更值得宣传，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
3、宣传的典型众多，但多数典型都未挖掘透彻。
典型也有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关系。单纯报道典型人物的一件事或几件事，不足以使人们信服。只有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能从人物一贯的行事作风、生活习惯等方面展现其实实在在、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的特点，才能使人物饱满、可信、可爱起来。
虽然朝鲜战场上涌现出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但只是将他们舍生取义、勇敢作战的战斗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却没能更深入地调查他们生前的生活习惯、行事作风等，使得典型像神话人物般不可企及。如对杨根思的报道，只有几篇消息和通讯，将杨根思英雄排战斗的经过展现给读者，至于杨根思的家庭情况、战友评价及其日常养成等，都未作报道。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