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4日，我接手主办军报的《离退休生活》专版后，对老干部宣传作了一些探索与思考。特别是去年和今年，为配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建军80周年，我先后策划了《红军将士口述长征》和《我的见证》两个栏目。截至8月底，共刊发了130位老干部鲜为人知的故事，抢救了一批重要史料，多次受到社领导表扬。
倾注满腔真情
对老干部充满感情，是搞好老干部宣传的前提。接手《离退休生活》专版以来，我采访了120位老干部，整理录音110万字，刊用了205位老干部的故事。其中包括开国将军57位，未授衔的军职以上干部37位，省部级干部4位。老干部宣传组稿比较困难，许多稿件是我自己去采写的。我把它看作是向老前辈学习革命传统的好机会，认真准备每一次采访，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
2005年3月，《离退休生活》专版刊发了南京军区老干部艾奇的事迹。到南京出差，我拜访了这位老前辈，与他成为忘年交。后来他因病住院，我多次给干休所领导打电话询问病情，当得知他患胰腺癌已到晚期时，我的心情格外沉重，送给他2000元表示慰问，并多次打电话安慰他。艾老病故后，他的妻子、一位名叫刘禄曾的志愿军老战士给我寄来艾老的文集，里面收集了我在军报刊发的《怀念艾奇老人》的文章。她写信告诉我：艾奇把你看作他的亲人，嘱咐我此书出版后一定寄给你一本。
在我眼里，老干部是和我父母一样值得敬重的人。2005年8月，我在郑州153医院拜访河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程毓庭，听老人讲了3天故事。程老当时已患癌症晚期，他用颤抖的手写了几句称赞军报记者的话：“和老战士在一起时，是那样的和谐亲切；与老同志交谈时，是那样的善解人意。”这几句话是他的绝笔。程老病故后，他的女儿程素萍给我来信说：“你采访的那几天，是我爸爸生命最后旅程最愉快的时光。我们全家人最真诚地感激你”。
搞准宣传定位
老干部宣传怎样定位？一句话：老将要提当年勇。就是用老干部的“当年勇”，诠释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为部队中心工作服务。
从新闻的角度来看，老干部宣传离中心相对远一些，但也可以有所作为。我理解，新闻，既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也是对事物发展的新认识，包括对历史事件新的认识和发现。在这后一个意义上，老干部宣传有许多事情可做。
比如，立功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离退休生活》专版介绍了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发起立功运动的前前后后。94岁的老将军、原23军政委陈茂辉致信本报：“感谢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把毛主席倡导的立功运动的由来介绍给后人，也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传了下来。”
黄继光、邱少云，都是享誉全军的英模。我们刊发了黄继光的连长万福来，邱少云的师长、一代名将向守志的文章，回忆了英雄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既是对这些重要英模人物一些细节的补充，也对今天的带兵人具有启示意义。
今年8月2日《离退休生活》刊发的军报老记者梅定璋写的《罗瑞卿秘书长抓典型》一稿，对当年航空兵一师这个典型产生的过程进行了介绍，既宣传了军委首长运用典型指导工作的领导艺术，也宣传了本报在全军重大活动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我始终根据专版的定位组稿，抢救了一批史料。开国中将孙毅、饶守坤，“三湾改编”的见证者、贵州省原省长李立，掩护17勇士抢渡大渡河的北空原副参谋长邹新民，聆听毛主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百岁将军闫捷三，“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谷景生，“两忆三查”运动的创造者、原40军政委冯恺，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等老前辈，都在辞世之前接受了记者采访，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些部队同志来信说，我们把《离退休生活》专版《激情岁月》、《老照片的故事》、《口述长征》、《我的见证》等栏目的文章装订成册，作为部队政治教育的教材。
确立把关意识
作为一个编辑，既要有策划和创新能力，也要保证报纸不出问题。老干部讲的大都是个人经历，他们见证了我党我军的历史，但由于每个人所处位置和环境的局限，加上年纪大、记忆力减退，难免有偏差。军报宣传要讲政治，并不是所有抓人眼球的事都可以发表。哪些可以讲，讲到什么度，都要遵循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服从宣传大局。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杜绝差错，争取亮点。
比如，去年组织70位老红军口述长征，在组织稿件时，我对三大主力红军，红25军，南方游击战争、陕北红军等，都顾及到了。如果哪个地方有疏漏或偏差，都会带来被动。
2004年12月，我曾遇到过一次险情：有一篇来稿讲毛主席为小八路改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叫王二小的小八路，参加过智取华山的战斗，毛主席接见了他并给他改了个名字叫王福。我向智取华山的特等功臣刘吉尧核实。他毫不犹豫地说，“绝无此事。”我也因此避免了一次重大差错。
这给我一个警示：搞老干部宣传，一点马虎不得！
经过实践，我摸索出防止差错的三项措施：第一，依靠组织，通过干休所组织稿件。第二，坚持给老同志寄样稿核实。第三，认真研究党的文献，查阅党史军史相关资料，进行验证。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政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