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高度的爱国精神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悲壮的生死战斗的历史。抗战中，我军非常重视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和瓦解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宣传的方式方法要灵活多样。”为此，我军官兵广泛展开了多种宣传工作，软化敌军斗志，瓦解汉奸意志，同时在法理上展开攻势，不仅从战术上战胜敌人，而且在心理上打击敌军。

　　一、软化宣传，瓦解敌军斗志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打通情感通道，便可驾驭人的意志，影响人的情感归属。人性中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因素成为战争宣传中的“软肋”。利用日本的传统节日、风俗习惯对日军进行感怀家乡、思念亲人的宣传，瓦解日军官兵的心理防线，是软化宣传的惯用技巧。例如：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它倍加喜爱。樱花的花瓣虽小，但千万朵樱花连成一片，汇成花的海洋，场面蔚为壮观，最能体现日本人团体行动的精神。我军利用樱花节的契机，给日军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战斗意志消退。

　　其他节日，如桃花节、端午节，春、夏、秋、冬四祭，孟兰盆节等对于日本人非常重要的节日，我军都会给日本人送去“礼物”，诉说儿女们的活泼可爱，倾诉父母对儿子的牵念，家中祖坟早已无人打扫，痛斥法西斯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努力将有良知的日军士兵拉到与我军相近的立场上，无形中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力量。

　　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还利用传单、标语、歌谣等宣传工具瓦解敌军。《救亡歌》、《快快起来同胞们》、《纪念九一八》、《抗日小调》（又名《冀东抗战》）、《叫老乡》、《十杯茶》等歌曲，唱出了中国军民热爱家乡、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与勇气，使敌人听了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我军的传单通过食物、枪支送入敌军阵营，引起敌人恐慌。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依靠人民才使抗日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

　　在战争中，战士的情感极其脆弱，很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情感刺激。用心理软化的办法来瓦解敌军士气，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楚汉争霸时的“四面楚歌”，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巴格达玫瑰”，“二战”期间日本广播协会开办的“东京玫瑰”电台，都成为战争的“温柔一刀”，起到奇妙的宣传效果。

　　二、宣传同根同祖，瓦解汉奸意志

　　汉奸，也就是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抗战时，这群人是一个并不小的群体，中方前线指挥官常抱怨汉奸太多，情报容易泄露。据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编写的一书《汉奸题名录》统计，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共捕获有汉奸罪嫌疑者4692人。可见，争取这个群体对于抗战全局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群体里面多为下层人，没有受过教育而缺衣少食，容易被日本人的小恩小惠诱惑而为求生下水，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生存。我军对他们的宣传方针是晓以民族大义，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间接地帮助抗日事业，并通过他们去瓦解日军。有效的办法有：登记红黑点（暗中抗日，不害民众的打红点，作恶的打黑点）；制定善恶录（记录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善恶行为，提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威德兼施，开展死心汉奸检举运动（对死心的汉奸、特务及对抗日危害极大的而被群众最痛恨的分子等坚决予以镇压，对协从分子给以警告，并给以回头的机会）；良心大检查，号召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抗日（口号有：“学岳飞，不学吴三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亡国丧家是人生之奇耻大辱”等）；颁发伪军伪组织人员回心抗日证（不打抗日军队和人员，设法营救我被捕人员，不压迫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等）；签订伪军家属协议书（规劝其子弟不做汉奸，不干坏事，回头抗日等）；散发传单、画像等。

　　在汉奸队伍里，有些人并不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毕竟血管里流动着中国人的血。有着同根同祖、同文同种的简朴民族情感。我军经常印刷岳飞精忠报国、直捣黄龙以及岳母刺字的图像，并在岳飞像下印有这样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还印刷关羽“身在曹营，夜读《春秋》，心存汉室”的图像，并在关羽像下印有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岳飞、关羽的震慑力，使许多汉奸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投诚或反正起义，很多成为我军在日军内部的“线人”。

　　三、宣传法理，戳穿日军“圣战”谎言

　　运用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宣传己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正义性、正当性，抨击敌人发动战争的违法性、非人道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场上的血腥杀戮，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达到小战大胜、不战而胜的理想状态，是赢得战争最大胜利不可或缺的手段。目前国际上对法律战的运用越来越重视，如美国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日本出台的所谓“周边事态法”等。我国2005年初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也是运用国际法维护我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重要法律，对台独势力产生不小的震动。

　　抗战伊始，日本法西斯采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手法，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是“亲善和平之表示”，是“为了谋求中国之解放，并无领土要求”；鼓吹“王道政治”、“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甚至窃用孙中山遗嘱，曲解孔孟的“和平”、“仁爱”学说为其侵华行径辩护，其动摇我军心、瓦解我斗志的卑鄙用心昭然若揭。1935年的“广田三原则”向南京政府提出中日共同防共，目的有两个：一是借机控制中国，对付苏联，将中国纳入日本、德国、意大利的防共圈子中，当个小伙计；二是让自己在中国的渗透有个理由。可见，嚣张、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也是有所畏惧的。我军抓住这一心理软肋，没有放弃我军作战正义性的法理宣传。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相关国际法的原则，任何以武力侵犯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干涉别国内政和政治经济独立的战争行为，均属违反国际法的非正义战争。反之，凡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击侵略的自卫战争以及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战争，或者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战争，则是合法的、正义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是十足的侵略战争行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恐吓之下完全屈服；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军制造的又一起震惊中外的侵略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日军一系列的违法行为早已暴露了其侵略本质，而国民党当局依旧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放，任中国的土地一点点被蚕食。

　　我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泸协定通电》、《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各种通电、文件、文告，并口头宣讲、散发传单，指出国民党反对派真反共、假抗日的卑劣用心，历数日军的侵略史实，号召国人觉醒，进行民族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声明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苏联外交部多次发表声明：“苏联人民极盼望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巨大力量，来制裁日本对华侵略阴谋。”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著名领袖片日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上严正指责侵略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掠夺中国的东北，进攻热河和上海，杀人放火”，“我们必须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日本法西斯在国际社会受到强烈地谴责，揭掉了覆盖其上的“圣战”外衣。

　　从1864年开始，在历次的《日内瓦战俘公约》及相关的附加议定书中对于战俘保护都有明确的规定，对所有国家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军对日俘宽大处理，治疗伤员、开办战俘学习班，与日军对我战俘的残酷杀戮和非人虐待形成鲜明对比，淡化了敌军的恐怖心理，使敌军进一步了解了我军的和平和宽俘政策，揭穿了敌人的欺骗宣传与谎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敌军士兵的敌对情绪，充分展示了我军宽宏大量、人道主义的风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实践表明，我军面对强敌，敢打必胜，无坚不摧，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意志和力量，从根本上讲，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抗战期间我军巧妙地运用各种宣传策略，不仅节省了战斗力，而且取得了运用武力所无法取得的骄人战绩。

　　当今社会有人认为：现代战争借助于高技术，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武器装备的性能，而且也使战争宣传的实施手段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这种信息化的条件下，我军以往的宣传技巧过时了，不灵了。诚然，我军抗战时的宣传策略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个别的方式方法因时代的变迁过时是必然的。但那些揭示战时宣传策略及规律的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的。相反，它们还会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8年抗战旷日持久，规模巨大，条件艰苦，我军充分挖掘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不仅发明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新式战法，而且摸索出大量对敌宣传的宝贵经验。探索这些宣传策略在新形势、新战争形态下发挥作用的规律和渠道，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对于我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有着深刻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人民武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