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一个巨大的磁场，紧紧地、深深地吸引着我，已经多年了。它使我激动，使我感奋，使我自责，也使我自勉。它促我把心里的话，大声地讲出来。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南方调到北方。20多年间，或因采访，或应朋友邀约，或自己创造条件，我先后10多次到这里参观、学习。至于有关西柏坡的光盘、书报，或是电影、电视，能看到的，我都看过。当然，更多的还是思考。不管到实地还是通过传媒，总常看常新，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总是常思常新，愈益觉得西柏坡意蕴辽远、思想深邃。

　　我也写过西柏坡的短诗，写过西柏坡的散文，更多的是与朋友交谈过对西柏坡的诸多感想。可是，我仍有许多的话要讲。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西柏坡的业绩太伟大了。从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不足一年的时间。如果从1947年7月初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算起，也还不到两年。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从政策上并在解放区的许多地方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没有解决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召开了九月会议，全面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出了在5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500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胜利地指挥了三大战役，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全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基本政策，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提出取得全国胜利后全党必须保持“两个务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就了这样多的事业，真可谓一日千里、天翻地覆啊！如果说革命有“积蓄期”和“迸发期”，西柏坡应是一个重要的迸发期；如果说革命有低潮和高潮，西柏坡应是革命的高潮。而且在千变万化、狂飙突进之中，我们的党没有大的失误，我们的军队没有大的败绩，我们的人民没有大的挫折。

　　二是西柏坡的现实意义太重要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党的建设、国家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都出现了新的情况，引发了新的矛盾，提出了新的课题，这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应该积极地重视并予以妥善的解决。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就会遇挫折，国家的发展就会被延缓，党的建设就会受损失。但是，当我们回到西柏坡，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惊喜地发现，在那里，在那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就已经提出并解决过这其中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这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个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两个务必”。离开西柏坡进京，毛泽东称之为“赶考”，并告诫全党，如果考不好，就要退回来。今天的客观情况和当年大不一样了，但问题的本质和主旨是一致的。变化了的是世界，不变的是真理。更不要说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风格、经验，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茫。令人高兴的是，这些精神一直为我们的党中央所强调，并为大多数同志自觉践行。令人忿恨的是这些告诫也被一些人当成耳边风，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三是西柏坡的特点太突出了。有的专家说，我们党诞生于上海，发展于延安，成熟于西柏坡。这种说法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是，西柏坡时期，革命发展很快，党显得很成熟，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成熟，表现出许多难能可贵并推进了革命胜利的特点。比如，党中央高度团结。那时的党中央，特别是五大书记，不是没有分歧，也不可能没有分歧。但他们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讨论，怎样做符合党的原则、有利于革命，就怎样做。又比如，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西柏坡召开全国土改会议前后，一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对地主、富农采取“左”的政策等问题。党中央及时发现，及时统一思想，采取过硬措施，较快较好地解决了路线、政策上出现的问题，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老一辈对西柏坡的这些评估，是很准确很贴切的。西柏坡是神圣的，西柏坡是美好的，西柏坡是永远的。它是我们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歌颂西柏坡的愿景，萌发、生长，成了一片在我心中开放的美丽的花。我下定决心，写一部反映西柏坡的史诗。

　　在写作中，我碰到两个难题。

　　一是怎样出新。尽管反映西柏坡的长达5600余行的长诗，《西柏坡交响曲》还是第一部，但是反映西柏坡的文字毕竟很多，诗歌也不少，应该说是个老题材了。老题材难做，难就难在它的许多方面都已为人挖掘、表现，读者似乎已无惑可释、无知可求了。这样的题材要赢得读者，就要无中求有，旧中求新。无中求有，就是大有；旧中求新，就是全新。但是，作为史诗，史是根本，对历史的任何书写，都必须真实。求有求新，都必须在真实的元素中提取。我从对史实的深入挖掘中求新，从联系现实的思考中求新。这些方面，我作了很大的努力。

　　二是怎样解决好叙事与抒情的关系。题材决定了必须叙事，叙西柏坡时期的许多重大之事，不叙这些事，就不是写西柏坡了。而只叙事不抒情，又失去了诗的特质。必须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叙事时，应择其要，尽量把枝枝蔓蔓的东西剪去。而抒情，应紧密结合叙事。也就是说，情从事生，事带情出，力求处处诗情画意。

　　西柏坡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也有许多重要人物。没有事，没有人，就构不成党的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因而应该坚持通过人来叙事，通过事来写人。五大书记是西柏坡以至其后一段时期党的领导核心。他们高瞻远瞩、脚踏实地、团结一致、励精图治，集中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五大书记应该而且必须是长诗重点展示的人物对象。诗中还写了党和军队的其他一些领导，写了一些普通的战士、群众。没有出名的，那就很多很多了。当然，五大书记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自始至终地贯穿了整个西柏坡时期，自然地贯穿了全诗。

　　“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世而著。”无论构思还是写作，都应该想到现实。坦诚地讲，是现实给予了我写作的动力。我在咏史的同时，把发自内心的感受，甚至是情不自禁的呐喊，写了出来。这里，我遵循了马克思提出的一个原则：“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我企盼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能为之一动。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胜利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西柏坡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的今天，《西柏坡交响曲》如若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我三四年的辛劳就得以回报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系战友报社原副社长）